这段日子有几件事一直萦绕于脑海，挥之不去。一是在宁夏打工的甘肃青年王斌余讨薪未果，还到遭到污蔑、侮辱和殴打，情急之下连杀四人重伤一人而被判死刑，引发社会的大同情；另一事是针对西单工地坍塌事件，以及全国各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矿难等事故，有舆论指出《受到伤害的为何总是“农民工”》，此前还有北京东陶有限公司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多次要求同工同酬未果(《新京报》9月3日)。

　　在中国当代社会，农民工的确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形象。他们的总人数目前已经超过1亿人，而且作为家庭支柱，其背后至少支撑着5亿人以上。随着中国小农经济的逐渐过时和村社的逐渐衰落，这个群体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么一个数量绝对庞大的群体，在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和民主政治权利上却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他们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社会的主流群体。

　　而在农民工困境的背后，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除了高考，占青年人口80%以上的农村青年还有什么出路？

　　显然，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不是他们的出路；始终处于“二等公民”地位很难进入主流社会的城市农民工也不是他们的最终出路；进城创业，资本问题有待解决，且只有其中极少数成功者能够跻身主流社会。剩下的，在过去还有一文一武两条路：高考跳出农门，取得进入主流社会的第一把钥匙；参军，然后转业和复员，曲线救国成为国家的主流人群。但是和平年代的报名参军人数剧增，转业和复员的希望越来越小，同时由于警察、法官、检察官等专业化职业化程度提高，这条路正变得越来越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年7月30日《中国青年报》)指出，从1949年到2001年，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一些在实权部门担任要职的，一般将子女安排在其权力所管辖的系统内。在宣传部的，子女则在或下属宣传部，或广电局，或报社，或电视台，或电台；在政法委的，子女则在或下级政法委，或法院，或检察院，或公安局……也有一些城府深的人怕留下把柄，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有将子女直接安排在本系统内，而是与在其他权力部门任职的人进行交易，将他人子女安排在本系统内，从而得以将自己的子女插在其他权力系统内。

　　据《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1日报道，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一共取得来自7个省34所高校的15222份有效样本。结果表明，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决定子女就业，在县一级最明显，在大城市有限；学历层次越高，家庭作用越小。

　　由是观之，当代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身份等级化相当严重的社会。农村青年进入城市从事主流职业，必须首先完成农民身份的改变。自古华山一条路，他们进入党政机关、高校、科研和传媒机构等主流社会的最主要渠道，目前基本上只有高考一条路。高考事实上已成为农村青年的“当代科举”。但这条路并不畅通。一是目前的招生计划大多偏向于城市密集型地区，比如北京的录取率就远远高于福建、山东等地；二是高昂的学费使许多农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子女望而却步。大学生中的农村籍学生跟他们背后的人群不成正比，而且有越来越低的倾向。

　　社会机会均等的一般含义，一是指不论身份、地位、贫富、地域的起点公平，二是各种社会阶层在国家主流社会中所占席位与其所属的社会群体的比例大致相同。对于农民和农村青年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来说，显然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他们的身份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被固化，由此形成事实上的“一个国家，两个世界，两种公民”现象。而一个开放、安全、稳定、有秩序、有活力的社会，必是一个多孔性的、有多种畅通无阻的渠道和方式实现公民身份的自由、公平转换的社会。在农民问题上，这个问题已变得非常紧迫。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