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记者 高学军

　　本刊记者 郭宇宽 发自无锡

　　“太湖美，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一曲脍炙人口的民谣唱出了太湖的百般风情。然而，随着太湖流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太湖往日的风韵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经济发展一定要以环境为代价吗？一些污染是否本可避免？政府应该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当地民众关乎生命健康的“环境知情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

　　冷静审视经济光环笼罩下的太湖地区，或许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水乡缺水

　　在一本由当地政府新闻办编写的《无锡概览》中，无锡作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自豪感被以一种新颖的形式表达出来，在这段题为《无锡人的一天》的文字写道：

　　7∶00起床，打开松下冰箱，用晶石微波炉热牛奶。

　　8∶00打开丰田（沃尔沃）汽车车门，坐进舒适的拜耳皮座椅，系上理昌安全带，调整好大林精密反光镜，用联合电子点火……普利斯通轮胎带着你上路……

　　这个虚拟的无锡人用到的这些产品都是在无锡生产的，它们大部分都位列世界500强企业。

　　不过很显然，无锡人的生活中并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工业产品，还有一些极其传统却又不可或缺的要素，比如说：自来水。如果这个虚拟的无锡人不是非常好脾气的话，他将在每天早上漱口时抱怨，水的味道太重了，泡茶时抱怨茶水没有昔日的甘洌。

　　根据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简称“太湖局”）发布的最近一期“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重点水功能区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2005年5月，太湖梅梁湖无锡饮用水水源、景观娱乐用水区的水质类别为劣于V类，远低于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源地最低水质标准——III类水。而记者从无锡市有关部门获知，无锡市的饮用水有一半是从梅梁湖的取水口上岸的。

　　无锡的另外一半饮用水来自离市区更远的太湖贡湖湾。由于该处位于“引江济太”工程的入湖口，长江水稀释了太湖的污水，使得这里的水质可达III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周边水质的不断恶化，无锡的饮用水源地一步步向外突围，取水口由原来的内河内湖逐步转向外太湖，最新的贡湖取水口距离市区接近30公里，这个距离已经接近无锡市所辖太湖水域的边缘。

　　鼋头渚曾是太湖中风景最美的地方，也是无锡旅游的招牌。郭沫若曾有“太湖佳绝处，毕竟在鼋头”一说。然而，由于梅梁湖水质的富营养化，近年来每年都会发生蓝藻爆发，导致湖水恶臭。每年的7、8月份，蓝藻几乎覆盖了从鼋头渚到3公里外的“三山仙岛”的水面。

　　《无锡概览》一书的封面，就是一张鼋头渚景区的航拍照片，显示了一幅山水相依的壮阔图景。但是关注水污染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照片中的水面正为厚厚的蓝藻所覆盖。

　　无锡的困境代表了太湖流域水质型缺水的极致。在太湖流域的其它地区，因水质恶化而导致的缺水问题普遍存在。

　　太湖局发布的最新资料表明，太湖流域各类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状况不容乐观，2005年5月，流域内饮用水源区达标率仅为62.5％。

　　太湖流域集中于江苏、浙江和上海两省一市，面积3.6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近3900万。这块占全国不到0.4%面积的土地上，生活着超过全国3%的人口。2004年，这里创造了占全国13%的国内生产总值和19%的财政收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然而，在漂亮的经济成绩背后，是令人难堪的环境困局。

　　谁污染了太湖

　　从2005年4月开始，太湖局在太湖流域进行了主题为“谁污染了太湖”的系列调查活动。长期以来，环太湖各地区之间常为了污染责任而互相纠缠不清。

　　不久前，无锡市委宣传部的一名官员对记者说，无锡地势低洼，周围地区包括苏州和湖州的污水都会流过来，因此造成太湖无锡片的污染比别的地方更严重。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房玲娣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依据。“这怎么可能呢？苏州和湖州的水质都比无锡的好，那边的水过来的话只会减轻无锡的污染。”

　　据房玲娣介绍，太湖的水源主要来自湖西的无锡、常州和西南的湖州地区，出水口则在东部的苏州一带。污染物主要来自湖西的宜兴、武进一带，那里水量稳定，一年下来进入太湖的污染物十分可观，而湖州地区主要在汛期有大量来水，平时水量少，而且污染物含量不高。

　　太湖局的调查分析表明，1998年以来，无锡和常州地区的污染物主要通过宜溧河、殷村港、漕桥河、太●运河等进入太湖，通过上述河流进入太湖的各污染负荷量均超过上游地区入湖总量的50％。

　　在地图上查看这4条河的位置，可以发现它们都分布在湖西的宜兴（属无锡市）和武进（属常州市）一带。该地区是化工企业聚集的地方，企业违法偷排现象严重，河网普遍受到污染。

　　就在6月份，因使用河网内受到污染的河水灌溉，宜兴多个镇发生新插秧苗受害事故，据当地群众估计，受害面积达到1万多亩。

　　宜兴新建镇的受灾农民说，这些长势很差的秧苗已经是第二次补插的秧苗，第一次插的秧早已死光。照目前的长势看，这些补插的秧苗顶多能有正常秧苗1/4的产量。

　　当地2002年就曾发生3000亩水稻受害的事故，遭受工业污水污染的河网已经成为当地农民的心头之患。而这些河网内的污水最终都排入附近的太湖竺山湖湖湾，根据太湖局的监测结果，这个湖湾的水质常年保持在V类和劣V类。

　　在上述主要排污河道“殷村港”的入湖口，世代居住于此的周铁村的渔民向记者抱怨，工业污水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10年以前，竺山湖还是他们打鱼的好地方，而现在，竺山湖里打上来的鱼带有臭味儿，没人吃，只能卖到山东做饲料。现在他们只能到太湖的深处去打鱼，就这样打来的鱼虾“自己不敢吃，都卖给了鱼贩子”。

　　关乎生命

　　位于宜兴和武进交界处的漕桥河是太湖局认定的主要排污河道之一。5月14日，随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采访团在太湖流域采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在知情者——家住漕桥河边的农民吴立红的指引下“突袭”漕桥河，发现河水的颜色乌黑，气味难闻。

　　5月15日下午，采访团的大队人马按照事先安排的日程来到万石镇，发现漕桥河等河道里的水竟然一夜之间变清了。当日傍晚，当吴立红和全国人大的两位高官在常州下榻的宾馆院子里行走时，两名不明身份的便衣男子走过来，要将吴立红架走，当即被全国人大官员喝止。

　　从10年前就开始向当地环保部门举报当地污染企业的吴立红说，这就是他这些年来处境的最好说明。

　　5月17日，一些记者杀了个回马枪，再次暗访漕桥河，发现河水又变成了黑色。

　　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随即报道了这条“变色河”，矛头直指地方政府的弄虚作假行为。媒体的报道引起了江苏省环保部门的不安。

　　在举报污染企业的同时向上级政府部门举报当地政府监管不力的吴立红，近两年成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家环保总局的常客。他认为，导致污染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及某些官员对污染企业的保护。

　　太湖局不久前在太湖流域进行的一次抽查中发现，30％多的企业存在非法偷排行为，而宜兴地区就有多家化工企业被查出有偷排行为。太湖局将抽查结果通报了各地的环保部门，至今尚未有回复。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房玲娣解释，太湖局对偷排行为没有处罚权，“我只能把发现的问题通报当地政府，如果他们不管我就通报给他们的上级政府，还不管我就报告中央，中央总可以管他们了吧？”但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些污染企业大部分是私有企业，又不能上缴多少利税，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远不如对环境的破坏大，地方政府为什么要保护他们？”

　　对于无锡这样的城市来说，环境污染的后果并非仅仅是自来水有味道以及风景区水发臭那么简单。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徐明向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表明，1991年到2004年期间，无锡市区肝癌、胃癌、肺癌等主要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死亡率和在死因中的比例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根据徐明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俞顺章教授等在太湖地区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太湖水域蓝藻的代谢物微囊藻毒素在动物试验中表现出强促癌性，与太湖地区的几种消化道恶性肿瘤有一定的相关性。而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分析也表明，环太湖地区已经成为恶性肿瘤的高发区。

　　而据当地媒体的报道，无锡市崇安区广益镇广丰村几年来有近20人因癌症去世，目前查出患癌症者有近30人，占全镇癌症病人总数的60%以上。广丰村周围都是化工厂，近两年化工厂的不断扩建、新建，使得村民平日都不敢开窗。

　　显而易见，水污染已经成为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

　　房玲娣认为，对无锡来说太湖是饮用水源地，对治污的要求更要高，要把老百姓的饮用水安全作为考核指标。如果不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怎么真正体现“三个代表”？

　　如果经济发展的成果由污染企业的企业主享受，而大众反而受其害的话，这样的结果是否与我们发展经济的初衷相背？记者向无锡市委宣传部的一名官员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回答说，法律也保障企业主的权利，如果不允许他们办厂，那么对于他们也是不公平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监管降低他们对环境的危害。

　　这名官员认为，在我国国情下，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看来也是不可避免的。据无锡本地媒体发布的消息，无锡市在今年6月份赴闽、浙等地的招商项目中仍有精细化工及生物医药等重污染项目。

　　不对等的博弈

　　根据太湖局的调查，1998年以来，上游地区通过河流进入太湖的年污染负荷量总体保持稳定。这个结果一方面可以被阐释为，当地政府通过自我克制而没有让污染形势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也可以被阐释为，该地区的污染物产生速度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政府并未在改善环境和保护人民群众利益方面作更多努力。

　　对于周铁村的渔民来说，他们的居住环境一如既往地恶劣，这使得他们根本无法理解 “污染得到有效遏制”的治污成绩。他们告诉记者，村旁的化工厂排放的恶臭气体，经常搞得他们晚上几乎无法入睡。村民们曾经有一次封堵了这家化工厂的厂门，与工厂进行交涉。直到镇上有领导出面安抚，答应解决问题，村民才撤离。但事后一切如故。

　　在发展经济和改善环境这对矛盾上，确乎存在着一场博弈。博弈的一方是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的同盟，另一方是污染的受害者。从双方所掌握的资源来看，这绝对称不上是一场对等的博弈。

　　6月25日，《宜兴日报》刊发了一条消息，该市新庄镇有10名闹事者被治安拘留，他们因为自家的水稻被工业污水烧死而采取了过激行为，包括封堵交通要道湖滨公路、打砸村委会和附近的化工厂。

　　据当地村民说，在发生污水烧死水稻的事故之后，村民们到工厂要求赔偿，遭到拒绝。村委会的干部也不给予他们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大批村民自发采取了上述行动。被拘留的10人不过是其中的骨干分子。

　　据了解，该地区多年来由于污染而产生的纠纷很多。

　　一家无锡地方媒体则在7月5日刊登消息说，43名农民从周铁镇政府领取了共计22.8万元补偿款，因为在不久前，这些农民承包的120亩水稻田突然发生秧苗死亡现象，遭受损失的农民认为是农田附近某化工厂排放污水造成的。

　　该报道说，该镇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迅速介入该事件，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激化。他们联系宜兴市农业、环保部门，对农田死苗原因进行化验分析，并召集受损农户代表和厂方法人代表协商，双方最终达成了赔偿协议。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张玉林和顾金土在题为《论环境污染背景下的三农问题》的文章中提出，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不仅极容易受到污染危害，而且在受到侵害时难以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

　　他们认为，这首先在于农民“环境知情权”的缺失、污染本身的复杂性和农民相关知识的欠缺，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有关政府部门或科研机构的依赖；第二个也是更加具有决定性的不利因素是他们身在其中的制度环境，张玉林把它称为“政治经济一体化权力格局”。当企业有政府或政府中个人的参股时，或者企业直接间接地成为官员个人利益的源泉——从影响其升迁的“政绩”，到成为隐蔽或公开的“寻租”空间，它们也总是具有得到庇护的倾向。

　　从现实情况来看，以上的弱势地位并非为农民所独享，它同样也适用于普通的城市居民。在那些遗留在城市中的污染企业和它们周围的居民之间的博弈中，丝毫也看不到居民有胜利的希望。

　　今年4月12日，在离无锡市火车站约3公里的格林艾普公司电化厂发生氯气泄漏，导致周围居民88人中毒住院治疗。愤怒的居民走上街头，阻断了通江大道和横穿市区的312国道。政府不得不动用警力恢复秩序。这些居民说，多年以来，他们一直遭受这种气味儿的折磨，一直要求工厂搬迁，但始终未能如愿。而无锡市安监局的一名官员在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先有工厂，后有住户，他平静地说“化工厂总是会有些气味儿的”。

　　企业和政府从来没有告诉这些居民，长期生活在低浓度的氯气里到底会发生什么。同样的，即使水厂目前所使用的常规水处理方法无法将太湖水中的微囊藻毒素以及数十种致癌、致畸变、致基因突变的有机污染物去除，也从来没有人告诉市民这一事实，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以避免伤害。

　　与这一地区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的民间环保组织极度贫乏。这使得污染受害者缺乏代言人，他们的声音无法被传递出来。

　　至于地方人大和政协，当地群众并非没有试图向人大反映情况，可一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一个原因也许能够解释这一切：在宜兴市人大和政协里面，来自这些污染企业的老板们占据了半数以上席位，在乡镇一级人大和政协，这个比例可能更高。

　　政府的角色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房玲娣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政府要做好自己该管的事，如果依法行政都不能做好，违法偷排不能得到有效监管，类似排污权交易这样的制度也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主任高抒教授则提供了另外一种治污思路。他认为，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污染问题，似乎不可行，因为行政会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牵制，或者受到效率的影响。相比之下，经济手段更为有效。在西方国家，政府允许企业发展、赚钱，但企业的行为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否则就要赔偿。比如太湖的渔民，如果因为企业的污染而影响到他们的收益，企业必须给予赔偿。如果企业赚到的钱还不够赔偿别人的损失，他就不会继续做赔本生意。但是这种赔偿机制需要各种资源的产权明晰，更需要法制的保障。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很薄弱。

　　随着环境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也日益深入。6月3日，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提出中国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区别，因此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应该遵循自己的模式：通过自律，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汪恕诚说，我们不能以为盲目和单纯追求速度的发展就是对历史的贡献，因为当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超出极限，无法承受经济社会的盲目发展时，整个经济就会突然崩溃，那时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惨痛的。

　　汪恕诚表示，政府应该是生态的代言人、环境的代言人。许多有关发展的事情可以交给市场去做，政府要把注意力集中放在宏观调控上，放在生态和环境保护上。作为政府来讲，当各利益集团都不顾外部效应一味搞开发的时候，政府要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未来负责，要代表生态说话，代表环境说话。

　　毕竟，环境质量事关人的生命。■

　　（本文得到吴立红先生的大力协助）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