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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老友记
 BUSINESS.SOHU.COM   时间:2005年09月19日18:56   来源:《首席财务官》      作者:张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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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老友记

家云燕
封面故事:老友记

肖旭东
封面故事:老友记 

武学东

  老友记

  文 张格亮

  “中国的财务经理不缺知识,不缺专业技能,也不缺管理和沟通技巧,最缺少的是独立于业主、股东、公司领导、政策法规之外的自主财务管理环境。”这是一则名为SuperCFO的网友在财务经理人网站上的留言。

  囿于中国转型期特殊的社会现实和企业制度环境,中国本土高级财务经理人群体不得不在种种外部环境和内部制度的冲突中负重前行。体面的工作和不错的薪资并不能掩盖他们内心的困惑与无奈。

  武学东、肖旭东和家云燕都是在本土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高级财务经理人。三人既有师承关系,也是职业道路中的老友。武学东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不仅有娴熟的财务技能,还具有成熟的处世技巧。历经国企体制环境的多年磨砺,武学东显得波澜不惊。每当面临复杂的现实无法突围时,他选择了坚守。与武学东不同,肖旭东则是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一言一行永远充满激情。在不断的突围与碰壁面前,肖旭东终于明白,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走第三条路或许才是最佳的选择。家云燕是三位老友中惟一的女性,也许是性别角色的缘故,在多年的职业历炼中,无论顺风远航还是逆风前行,她每一步都是稳扎稳打,留下了一个沉稳的理性主义者的足迹。

  虽然源自不同的背景,三位老友的境遇却折射出了整个中国本土高级财务经理人的集体窘境,在通向CFO巅峰的职业生涯中,无论选择坚守、突围,还是远行,他们迤逦前行的背影,都刻录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见证了一个阶层曲折的成长历程。

  坚守的理由

  北京首信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财务部总经理武学东最近有些郁闷。“企业经营走入低谷,现金流非常紧张,我现在到处求人找钱,好在我们过去信誉不错,如履薄冰般渡过了一个个难关。”武学东无奈地笑了笑,“这活儿,不好干。”

  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首信前身——北京邮电通信设备厂,武学东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院子里一待就是12年。其间只有两年跟随合资公司首信诺基亚搬到了亦庄。从院子里的一草一木到公司的老领导、老同事,武学东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2001年9月,国内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普天首信集团作为主发起人,成立了北京首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主营移动通信终端、移动通信系统和数据通信三大产业,加上子公司,收入超过百亿元,4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许多企业运行和决策必不可少的OA系统和ERP系统,对首信这样一个高科技公司来说,竟然完全是陌生的东西。

  “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拍脑袋,能处理多少事就处理多少事,没有任何计划可言。经理们平时不敢出去,因为国营企业有个特点,老板有什么事,事先不告诉你,他要是觉得重要,随时会打电话叫你过去,如果你不去,就会耽误事情。而在诺基亚公司则完全不同,任何事情都极有计划,Schedule在诺基亚员工的头脑中已经成了法律和信条。比如定好7月8日下午3点到4点开会,每个人都会安排在自己的会议日程表里,互相之间很少干扰。”说到这里,武学东的眼中透出一丝让人不易察觉的无奈,无奈中,似乎有种对诺基亚公司工作氛围的某种怀念。

  诺基亚岁月

  90年代初,首信股份的大股东北京邮电通信设备厂主要生产微波设备。随着技术进步,中国的PDH数字微波正在退出新建的国家干线工程,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1992年底,杨廉斯出任北京邮电通信设备厂厂长,明确提出工厂要从单一微波产品向通信产品多元化过渡,采取的运作手段是合资。

  1994年,北京邮电通信设备厂开始与诺基亚公司谈判合作事宜。恰逢武学东大学毕业不久,熟悉计算机,也乐于助人,第一份工作就是“打杂”,他成了厂里最受欢迎的“计算机高手”。考虑到他外语比较好,厂里安排他参加谈判小组,承担经济分析工作。“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英文的财务分析,国外的会计准则和法律与中国有很大不同,工作很辛苦,但是收获很大,长了很多见识,不仅学到了很多国外的财务分析方法,对外企的运作方式和做事方式也有了一些了解。”

  经过半年的艰苦谈判,北京邮电通信设备厂决定与诺基亚成立合资公司。1995年,北京诺基亚移动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投产,生产GSM蜂窝系统与手机,双方各占50%的股份,杨廉斯任公司董事长。

  按照双方的合资协议,北京邮电通信设备厂应该向合资公司派出财务部经理,开始时合资公司的财务工作一直由一位副总代管。由于初始投资大,合资公司第一年处于亏损状态,此时,中方认识到派驻财务经理的必要性。1996年圣诞节刚过,时任财务处副处长的武学东便被派往北京诺基亚移动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部经理。

  在诺基亚工作的7年是武学东成长最快的7年。“我体会最深的是诺基亚公司的人性化的价值观和创新能力,诺基亚的创新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创新,而是所有层面的创新。”说到此,武学东的语速快了起来,“在其他公司,员工在工作之余可能会自己学习一些新的知识,这在诺基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员工在诺基亚有学不完的东西,诺基亚经常会有很多新工具和新知识,这些工具和知识比很多培训机构提供的课程更加先进和实用,如果一个人想在诺基亚学到先进的知识和理念后,跳槽去其他公司,他可能永远也走不出诺基亚,因为诺基亚每天都在不停地推出新的技能、方法和理念。”

  不断创新带来了高效率。武学东认为,诺基亚的财务管理称得上是全球最好的。“诺基亚在全球6个证券交易所上市,据我所知,诺基亚是股市上公布财务报告最快的公司,”武学东毫不掩饰对诺基亚财务管理效率的推崇,“如果12月31日结账,1月23日诺基亚就可以在全球公布年报,年报是需要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这么短的时间,大多数公司的财报可能还没有经过审计。”

  7年磨一剑,伴随武学东成长的并非仅仅是充实和成就,还有苦涩和无奈。“诺基亚的一切都井井有条,我的角色只是执行,所有的政策都是由全球总部制定的,我只知道是什么,怎么用,对很多东西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仅仅是执行的一个环节,就很难找到成就感,表面上的成就感是来源于公司的成功,而个人的创造力其实是碰到了天花板。也许这正是公司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吧——依靠团队而非个人。”

  “另一方面,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职位,由于中方和诺基亚各占50%的股份,我是按照协议由中方委派的财务部经理,要同时向总经理和委派方股东汇报,财务是最敏感的管理环节,我既是公司的一员,又代表了其中一方股东的利益,矛盾天天有。从中方股东的角度考虑,利润越高越好,但总经理是诺基亚委派的,他希望利润越少越好,因为关联交易的量很大,这里利润少一分,诺基亚总部就会多一分。我和总经理每天都要因为成本和利润争论,我希望把纳税和利润尽量留在中国,而总经理恰好相反。”

  7年之中,武学东一直处于矛盾的焦点,如果不能得到其中一方的强烈支持,这个职位很难做下去。“2000年的一次董事会上,诺基亚要求董事会将我换掉,因为总要有人对公司出现的矛盾冲突埋单,这个埋单人只能是我,但是因为得到了中方的坚决支持,这事算是过去了。”

  “在这个职位上,艺术的沟通能力和政治的处理手法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很锻炼人。”2003年,诺基亚中国的4家合资公司合并,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化,武学东也不得不离开诺基亚,来到首信股份。离开了矛盾焦点,武学东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时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将诺基亚学到的先进管理知识和理念在首信运用起来。

  从“做事文化”到“做人文化”

  此时的首信股份主要从事手机产业,正是因为比较熟悉这个行业,再加上老领导的赏识,武学东拒绝了其他公司的邀请,重新回到首信股份,开始负责手机产业的研发、产、供、销、客服的协调工作。“干惯了财务,一下换到经营岗位也还是很新鲜,这期间拜访了所有客户、主要合作伙伴,参与制定了渠道价格政策、市场推广方案、售后服务改革方案等,本以为就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也许命中注定就离不开财务……”2004年年初,原经营财务部总经理辞职,总裁直接将武学东调到经营财务部担任总经理,又开始了他最熟悉的财务工作。

  2004年5月,首信股份总裁杨廉斯隐退,普天集团高级副总裁鲍康荣就任首信股份新总裁。此时的首信股份由于手机市场竞争激烈等原因,已经处于亏损状态。

  “其实首信现在完全可以不急于做实业,我们每年从北京诺基亚合资公司拿到4亿元左右的投资收益,足以令任何人羡慕不已。但是,从股东角度判断一件事情和从企业内部判断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如果从股东的利益考虑,首信早就应该退出手机行业了,但是这在国营企业行不通,国营企业似乎更看重有事做,做大事,而不用过于担心实际效果。”武学东轻轻地叹了口气,“在非正常的决策环境下,我们的专业决策知识和经验根本用不上,即便明知道管理层的决策是不妥的,你也阻止不了,你只是个财务部经理,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诺基亚公司是做事的文化,多数国有企业是做人的文化。回到首信股份后,武学东试图将诺基亚先进的财务管理方法带到首信,但国企特殊的制度和人文环境使得这些方法的实施效果难尽人意。2004年8月,武学东清楚地意识到首信的运营出现了问题,于是从财务角度撰写了一份分析报告。

  “在国营企业向老板提交负面的报告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只是艺术性地以财务部下面的研究小组的名义,向老板递交了这份‘研究报告’,仅供老板参考。报告对我们自身和竞争对手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对未来行业走势做了预测,对目前应该采取的策略做了一些建议,并对立即退出手机行业和一年后退出手机行业两种方案做了比较,结果是两者造成的损失基本相同。”

  随后的一年多里,首信的许多决策似乎与这份报告的思路不谋而合。或许在国企环境中,做事的科学性永远要以做人的艺术性为前提。“就像解方程一样,你的参数和变量太多,就很难解。要对得起良心,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减少损失和浪费,‘创造价值’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这也许是武学东不愿面对、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2004年初,我发现一些采购计划有严重问题,便向管理层提出异议,其实管理层很清楚这些单子是否该做,但即使所有人获得同样的信息,不同的人也会做出不同的决定,这些单子最后没有被取消,接下来造成了公司几亿元的损失。没能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或许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遗憾,但我有其他的选择么?”武学东有些激动。

  两次错过

  武学东是中国第一届会计电算化专业毕业生,1993年大学毕业后正赶上两件大事,一件是会计制度改革,一件是各个企业纷纷改制上市。“我刚刚大学毕业,学新东西比较快,所以刚工作不久,便开始参与北京邮电通信设备厂的改制上市工作。”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建立之初,这样的机会弥足珍贵。“当时京东方刚刚上市,我们去京东方学习取经,回来后就照猫画虎,开始进行改制上市的准备工作,写各种可行性报告和未来发展计划,但后来邮电部只分到一个上市指标,我们没有拿到,上市努力没有成功。”武学东就在财务部从事按部就班的会计工作。

  2001年,首信股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了上市的又一次尝试。“但是当时正赶上普天集团准备整体上市,在普天运作上市的过程中,作为普天集团子公司的首信股份,必须保持股权结构稳定,为了配合普天上市,首信股份不得不暂时放弃了上市计划,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普天上市没有成功。随后,2003年闹‘非典’经营受影响,2004年国产手机全线溃败,首信股份上市的梦想由此成为泡影。”说到此,武学东的声音有些低沉。能够参与公司上市,对于一名财务经理人的成长来说,是最好的催化剂,这两次错过对武学东来说,不能不算是一种遗憾。

  “至于未来,我很想在40岁回到学校,把这些年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再静下心来体会一下,或者分享给其他人,让他们少走弯路。其实,干了十几年财务工作,这期间经历了很多,成绩也不少,但是真正值得说道的或者说有价值的,是这些年培养了一些人,他们都很优秀,在各自事业上发展得很好,也为企业和社会创造了价值,应该算是对我的价值观和理念的认同吧,在若干年后如果回头看的话,这或许是惟一让我难忘的事情了吧!”武学东笑了笑,“如果有机会做CFO,那也应该是50岁以后的事情了。”

  “其实也有很多企业来请我去做财务总监,有外企,也有民营企业,我对外企太熟悉了,在外企我最担心的是会变成一个Processor,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民营企业虽有空间,却多处于靠资源创造价值的阶段,管理的作用不大;在国企嘛,就像现在一样。其实不管什么企业,只要我还干财务这一行,我最看重的是直接上司或者一把手的人品,职业发展到这个阶段,都希望找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我对什么企业不是太在意。”武学东看了看窗外,不远的河边一个小区刚刚建起,很美,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理想主义者的突围

  个周六的午后,清华东门外财智国际大厦的一个办公间里很是热闹,财务经理人俱乐部的会员们每个周末都会来到这里交流心得,互传新知。嘈杂的人声中,普天股份终端事业本部资源控制部副总经理肖旭东的声音尤其高昂。

  “我做财务的理念是‘以人为本,现金为王,成本领先’,一个财务经理需要一定的职权,才能实现这些想法,现在国内许多企业的财务经理太憋屈了,我在IBM深圳和北京工厂工作时,上司是公司的CFO,那才是真正的CFO,对一件事有争议时,如果公司其他高层领导或者总经理说Yes,CFO从专业角度说No,那一定是No。”肖旭东稍显激动地说。

  南下深圳

  肖旭东是典型的湖南人,说话做事永远充满激情。“我出生在一个根正苗红的地方——湖南桂东沙田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在那里诞生的,对革命史了解的人都知道,沙田就在井冈山边上,那可是当年革命的真正摇篮和根据地。”肖旭东的声音甚是高昂。“肖旭东极为耿直,他决定做的事情,一百头牛都拉不回来。”肖旭东的一位老友这样评价他。

  “上大学时有两本书和一部纪录片对我影响很大,一本是《山坳上的中国》,这本书从哲学、甚至是经济数据的视角反问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使我第一次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社会经济;另一本是《李·亚科卡自传》,主人公是福特公司的CEO,当时那本书非常风靡,后来我在IBM工作有很多想不懂的地方,比如和外国人合作很难了解他们的内心,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反对什么,怎样表达感情,而在那本书里是一个活生生的外国人的内心表述。此外,当时风靡全国高校的一部纪录片,从另外一个视角反思国家和民族,让我了解了蓝色海洋文明与黄色农耕文明的差异和冲突。”

  1991年,肖旭东大学毕业后,因家庭原因,为照顾母亲和弟弟,先回到湖南汝城粮食部门作了3年会计,随后南下深圳,开始了打工生涯。“我喜欢制造型企业,因为工厂总在为社会创造有用的东西,看到凝结着自己辛劳的高品质的产品不断给社会创造价值,工作起来就有成就感,而且深圳是当年最有活力、给年轻人机会最多的地方,也是所有有抱负青年最神往的地方。

  “到深圳后我到人才市场谈的第一个单位,叫华威电子有限公司,它的母公司锡威公司是香港最大的电话制造公司。华威有许多来自一流名校的研究生做研发,这让我开始思考一个公司凭什么吸引和留住人才,我认识的一个来自香港的采购经理的月薪是10万元,当时内地的大学毕业生每月的基本工资是100多块钱,这让我开始思考人才的价值。”初到深圳,肖旭东的第一份工作做的并不长,几个月后便来到了第二家公司。

  “到深圳打工的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第一份工作的时间都不会长,因为第一份工作是为了生存,纯粹是为了找工作而找工作,而第二份工作是找自己喜欢和能够学到东西的工作,第三份工作是找收入,第四份工作就要找社会地位和价值实现,这和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理论非常符合。”

  离开华威后,肖旭东来到咏辉国际集团做高级成本会计,咏辉国际集团是一家超大型的旅行箱包和高尔夫用品生产企业。

  “旅行箱包和高尔夫用品生产企业与电子产品企业有很大不同,它非常重视控制成本,毛利很低,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成本控制上下功夫,生产一个箱包需要上百种物料,每种物料计算成本,要一分钱一分钱地算,做成本核算的工具和技术不难,要的是责任心和专业态度,要在乎小的东西,多用了一根线,多裁了一张皮,都要有个说法。”在咏辉国际的工作经历,为肖旭东后来从事成本管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辗转IBM

  1996年7月,肖旭东离开咏辉集团,凭借精湛的成本核算技术,应聘加入长科国际有限公司财务部,任成本会计。长科国际是IBM的控股子公司,完全采用的是IBM的管理模式。“来到IBM是我第一次接触先进的管理模式,它的管理理念、流程控制、风险控制、人员组织结构设置、财务技术等等,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我沉浸在里面,学的很痛快,一个人走进IBM至少3年肯定出不来,它的文化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而组织使命非常重大。”

  几年中,肖旭东在IBM接受了全面的培训,不仅是财务方面的,还包括沟通技巧、演讲技巧、时间管理、压力管理、团队建设、领导能力等等。一年多后,肖旭东升任会计主管。“做会计主管后,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做员工排位,就是对我的团队成员排序,开始感觉非常头疼,不知道怎么办,后来逐渐摸索出一些办法。首先要设定一些标准和相应的权数,再根据这些标准和权数对每个人打分,现在再做这样的工作,已经得心应手了,但在当时,这件事确实给我的触动很大。”

  1999年,全球各大机构面对千年虫的威胁,纷纷开始升级系统,以解决千年虫问题。“那时IBM也开始着手解决千年虫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真正的项目管理,”说到这里,肖旭东兴奋起来,“1999年12月31日,千年虫项目要求我们值班解决和汇报问题,当我们和世界各地IBM的分公司沟通项目进展情况的时候,真正感觉到全世界在一起呼吸,一个跨国公司的运作可以如此的团结和完美,项目做完后的那种成就感很难用语言表达。”

  2000年下半年,长科国际为配合诺基亚星网工业园的建设,在北京新建了一家电子板卡制造工厂——北京金长科国际电子有限公司,主要为诺基亚生产手机主板,肖旭东参与了这个项目的立项论证和公司筹备全过程,并被派往金长科担任财务经理。“学会计的人都学过管理会计,但是其中很多知识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没有用过,在IBM,筹建工厂前要做各种可行性分析,在这个过程中,管理会计里的知识几乎全都要用一遍,那才是真正的科学决策。” IBM项目决策对会计信息和成本数据的充分运用和科学表达,令肖旭东受益终身。

  “IBM财务经理的工作量比国企财务经理要大很多,我不仅要负责报表、成本核算、计划预算等财务职能,采购定单、销售定单、招聘新员工的申请等等,都要经过财务经理的审批,在公司建立最初的半年里,金长科财务部平均每人每月加班170个小时,很辛苦,但大家没有任何抱怨,现在也没搞清楚,是什么力量让大家如此的团结,如此的投入,金长科的运作效率非常高,存货周转率可以达到120次,这在IBM内部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其内部的存货周转率平均为50~60次。”

  “如此高的运作效率是中国人做出来的,尽管如此,在本土成长的财务经理人最终还是会离开IBM,这就是天花板效应,在IBM只有美国人、香港人和有国外留学背景的人才能做财务总监,或继续提升。”2003年,IBM中国业务进行战略调整,金长科被出售给艾科泰,肖旭东随即结束了在IBM的生涯。

  “其实,当时我也可以选择到IBM其他公司谋求其他的职位,但我还是选择了离开,因为我感觉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给老外打工是无穷无尽的,永远只能做配角。华为的成功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深圳工作时华为就在公司隔壁,当时华为也在学IBM的流程管理。我总是在想,IBM很成功,但那毕竟是美国的IBM。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经济环境也在改善,中国人也同样可以成就一番事业。我想找个真正想做一番事业的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

  第三条道路

  就肖旭东在金长科担任财务经理时,武学东时任北京首信诺基亚通信设备公司财务总监,而诺基亚是金长科最大的客户,在业务往来中两人经常交流体会,互相学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肖旭东离开IBM后,刚好武学东也回到了首信股份,正当肖旭东去意彷徨时,武学东力邀肖旭东加盟首信。“首信开放式的文化吸引了我,我感觉这是一家想做事的企业,”肖旭东说。

  “来到首信后,我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帮助武学东加强对财务部的团队建设、进行财务基本理念的推广和财务核算流程的重整,把财务部的人全部考察了一遍,建议武学东对财务部重点岗位进行了调配,加强了财务部门的服务意识和控制观念,特别是对‘现金为王’理念进行了深度的推广,这件事可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第二件事是进行业务流程分析和成本战略的规划,”说到这里,肖旭东的声音变得有些低沉,“但是这件事没有成功,因为我是外人。”

  在加入首信后,肖旭东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几乎跑遍了重要的供应商和首信股份在全国所有的分公司以及大部分的重点客户,对采购流程和供应商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察,对销售系统和售后服务体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需要改善的问题,随后他从财务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报告和建议,希望能对公司的基本业务流程进行改进,提高效率。“很可惜,因为各种因素,我在IBM的很多经验没法用上。”

  “1998年我在IBM时就开始作保理业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用工具,来首信后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想做这个业务,直到现在都做不成,原因很多,一个是信用问题,一个是理念问题,还有是配合程度问题以及公司的运作模式问题,这样好的一个模式在这里就不能用,我觉得太可惜了!”肖旭东感到很无奈。

  2005年初,正当肖旭东困惑时,首信股份的母公司普天股份成立终端事业本部,肖旭东随即被调往终端事业本部资源控制部任副总经理,负责资源认证和计划采购工作。“我敢去普天,就因为这是一个新成立的部门,有机会去实践我在IBM学到的经验和技能。”

  “外企文化与国企的办公室政治有巨大差异,但湖南人不怕政治,我想把在IBM学的东西用出来,以前还没有太多的机会用到这些东西。”虽然经历了几次碰壁,肖旭东做事的热情丝毫不减,他进一步认识到理想的实现必须以足够的职权为前提。

  “本来最初我是要去普天股份财务部,但恰好有另外一个机会,要去做采购。做了这么多年财务之后,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我不会刻意追求一定要做CFO,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目前真正能提供CFO这个角色的公司没几家,或者说目前中国还没有真正的CFO阶层,我真正看重的是整个企业的运营和管理,我相信有财务背景再去做商务和企业运营将更加得心应手。”说到这里,肖旭东眼神坚毅而又凝重,在他看来,选择第三条道路突围,或许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

  理性主义者的远行

  005年北京初秋的天气湿热得让人感到压抑。在北京东南郊的一幢写字楼中,谈及自己的职业理想,家云燕的思路异常清晰,“我想我是一个合格的财务经理,至少两年之内,我会在这个职位上继续锻炼自己,每个高级财务经理人可能都希望做CFO,我想那是下一步的目标,这中间的路还有很长。”

  家云燕刚刚加盟一家港资公司担任财务经理。尽管最近一段时间常常加班到深夜,家云燕却没有表现出一丝倦意,“在这里开会是真正的头脑风暴,大家讨论的很激烈,每个人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共同找出最好的办法,我很喜欢这里开放式的文化。”

  曲线起航

  在传统观念中,作为财务经理人,具备会计专业背景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家云燕的职业曲线却有完全不一样的起点。1990年,家云燕考入山西财经大学统计学专业。“现在有很多非会计专业的人在从事会计和财务工作,因为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考大学时学的专业未必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山西财经是我的第二志愿,尽管报了会计专业,还是被录取到统计专业,我没有选择的权力,当时感觉很失落,前途也很迷茫。”

  1994年大学毕业后,家云燕随即考入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考研究生对我来说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因为在哪里上大学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眼界,现在回头看4年大学生活,我感觉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只是给我提供一个考研究生的契机,让我有机会来北京读书。”

  让家云燕备感遗憾的是,当她面临第二次选择时,再次与会计专业擦肩而过。“我很想考会计专业的研究生,但当时正赶上中国会计制度转轨,在会计理论变革时期,找不到合适的教材,也不知道该学什么,只好放弃报考会计专业,转而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研究方向是市场营销。”

  两次错过丝毫没有打消家云燕从事会计工作的渴望。“我始终觉得会计是可以一辈子从事的事业。”1997年,家云燕研究生毕业时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家审计署,从事企业审计工作。“审计是我从事会计职业的起点,刚参加工作就被派到山东做国有企业审计。为了做好审计工作,我读了很多会计理论方面的书,但缺乏实际经验,实际上那些企业的账当时也没看懂。”

  在审计署工作的一年时间里,家云燕依旧感觉迷茫。“那种迷茫和在学校里的迷茫是一样的,可做的事情很少,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沉寂,还是下海?家云燕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1998年,恰逢国家进行机构改革,家云燕便辞去了审计署的工作,经过层层面试后,进入首信和诺基亚的合资公司北京首信诺基亚移动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从事会计工作。

  快意生涯

  “诺基亚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职业起点,我始终认为,我是1998年7月才正式参加工作。”在审计署工作的一年并没有给家云燕带来太多的收获,但这段经历却是她进入诺基亚一个重要的台阶。“很多时候我在想,我在工作中学到了什么,似乎很少,但没有前一个阶段的积累,后一个阶段也不可能做好,甚至不可能有机会去做,当时感觉在审计署工作的一年和在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似乎没有学到什么,但它毕竟也是一种积累。”

  家云燕在诺基亚的第一个职位是应付账款和成本会计。“现在回想起来在诺基亚工作的岁月,尤其是前两年,我太开心了。”家云燕快人快语,“当时我懂的很少,要从凭证开始一点一点做,诺基亚上班时间是早上9点,我每天8点就到公司,如果公司有英语课,我就上英语课,如果没有,我就开始工作,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下班,每一分钟我都在工作,在离下班还有5分钟时,有些同事就开始准备下班了,我非常不能理解,我觉得还有5分钟,还可以做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要走呢,每天回到家里,我也会不停地思考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说到这里,家云燕稍一停顿,似乎在回味当时的快乐和充实,“在工作的第一个月,我就对核算方法进行了改进,把结算速度提高了几个小时。”兴趣是最好的推动力,在不断改进工作方法的过程中,家云燕体会到了无限的乐趣。

  “诺基亚有很多内部轮岗的机会,作了两年多成本会计主管后,我轮岗去做资金主管,主要做外币付款。”资金管理对家云燕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这个过程也是充满乐趣,我喜欢挑战自己,喜欢去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即使是很初级的工作。曾经有一次由于公司裁人,出纳的位置出现空缺,我暂时去做了3个月的出纳,如果换了别人,一定会很不高兴,因为出纳是很初级的职位,但我做的依然很开心,我发现即便是一个简单重复性的工作,依然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在家云燕的观念中只有做事,丝毫没有等级观念。在担任资金主管的两年多里,家云燕不断改进流程和方法,单财务费用一项一年就为公司节省了几千万元。

  在诺基亚的5年是家云燕最快乐的5年,也是成长最快的5年。

  “我当时之所以能够对很多工作做出改进,是因为诺基亚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和架构,比如诺基亚很早就开始采用集团内部净额付款,这样既减少了资金占用量,也节省了资金成本。在诺基亚,每个人都会随着公司的不断创新而持续成长,即便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位,也会不断地有新东西需要学习,不断创新是诺基亚最大的特点。”

  尽管学习和执行的过程充满乐趣,但单纯的学习和执行永远只能给人带来有限的成就感,这也许是所有在华外企员工共同的困境,家云燕也不例外。“在诺基亚做会计经理,最重要的职责是执行总部的政策,无论执行的多么出色,依然是做配角,在诺基亚可以锻炼出很好的业务能力,但是学不到商业感觉,因为每个职位分工很细,思维方式是纯业务的,更多关注的是业务和流程,很少有机会从更高的管理层面考虑问题。”

  2003年,诺基亚中国的4家合资公司合并,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化,时任北京首信诺基亚移动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的武学东回到首信股份工作。“武学东是我职业发展的入门导师,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武学东非常善于用人和培养人,当时诺基亚在中国有几家合资公司,我们公司财务部的工作和人员素质是最好的。”武学东回到首信后,给家云燕提供了一个管理职位,经过反复权衡,家云燕离开诺基亚,进入首信股份经营财务部担任财务管理部经理。”

  “在诺基亚做主管主要是进行业务指导,对下属没有实际的管理权,首信的这个职位是一个真正的管理职位。在这里,我开始真正从管理和控制的层面考虑问题,就好像这个企业是自己的,我可以发现那么多的问题,并去解决它们。”加盟首信后,家云燕希望能够将诺基亚先进的财务管理方法用于首信,然而囿于国企特殊的体制和环境,这些方法很难实施。

  “在诺基亚有先进的系统和工具支持我改进流程和方法,在首信即使想做出改进,也很难实现,因为这里没有先进工具的支持,另外一个方面是人的因素,在诺基亚,如果我从财务角度发现某一环节存在问题,随时可以向相关人员提出建议,我们会共同解决存在的问题,这在首信很难实现。”

  “在首信,我锻炼最多的是软技能,就是与人沟通和交往的能力,我也是从那儿开始积累了一些管理经验,比如如何和其他部门去沟通,这与诺基亚是不一样的,因为在首信是从管理的层面去考虑问题,而在诺基亚是在业务层面。”在首信工作一年后,2004年8月,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家云燕进入北京松下普天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经理。

  痛苦的转型

  “太痛苦了,”家云燕皱了皱眉头,“我在松下工作了一年时间,那里的文化太压抑了,与我的个性不太适合,日资企业的文化和欧美企业是完全不同的,我在诺基亚工作是兴致勃勃、不断改进,在松下则是按部就班地服从领导。”

  北京松下普天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是松下电器和普天集团的合资公司,主要生产GSM手机。在公司的组织架构中,双方股东各派出了一位财务总监,每位财务总监代表各自股东的利益。家云燕作为财务经理需要同时向两位财务总监汇报,这也常常让她感到无所适从。“松下原来没有设财务经理这个职位,财务部的职员直接向两位财务总监汇报,由于一些原因,公司才新设了这个职位,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难做的职位,尽管有很多好的想法,却很难实现。”家云燕稍一停顿,似乎欲言又止。

  “其实每个公司都有值得学习的东西,在松下尽管精神上比较压抑,但我还是能看到日资企业管理优秀的地方在哪里,比如日资企业做事非常有计划,在执行时非常注重细节,在主办活动时它的组织井井有条,就像蚂蚁的组织一样。近些年来日本企业普遍不如欧美企业有活力,它的决策比较慢,这是很大的缺陷,我想这主要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日本企业强调的是服从和执行,每个决策都要层层上报,等待领导做决策,这肯定会大大降低效率。”

  “在经历过几个公司后,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每一个公司都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在它的环境中去发挥我能发挥的那部分就行了,”家云燕说,“抱怨是没有用的,在现有基础上做到最好,就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

  2005年8月,家云燕离开松下,进入一家港资企业担任财务经理。“在离开松下后,我选择工作对薪资没有要求,第一点关注的就是这个组织的文化。在松下的一年,我对企业文化对人的影响有太多的体会,来到现在这家港资公司后,我真正找到了人性化的感觉。”家云燕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在松下开会,会议室中只有领导一个人讲话,没有人发表意见,在这里完全不同,我喜欢这里自由、开放式的文化,现在面临的只是体力和智力的挑战。”

  新的旅程刚刚开始,家云燕的职业道路还很漫长,或许这只是她迈向彼岸的又一个台阶。“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梳理流程,把公司的财务管理水平提升上来,我有能力、也有足够的权利和责任这样做,至于未来,当然希望做CFO,但那要跨越很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商业感觉,这是需要在一个行业中积累很久才能获得的财富。”

(责任编辑:李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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