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总体上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但是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急需解决。日前，在南开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创新”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依然较多，为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应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研讨会由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等多所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柳欣教授认为，当前依据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实际上是有害的，比如经济增长率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将宏观调控的目标定在实际ＧＤＰ增长８％左右，这并没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实际上，对经济运行而言，重要的是名义ＧＤＰ增长率，而非实际ＧＤＰ增长率。抛开有关的理论争论不谈，我国目前很多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加速城市化过程，尽快实现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每年仅转移几百万的农村人口，与全国七亿多农村人口相比，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通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劳动力转移的进程是非常必要的。根据估算，要在２０２０年将农村人口比重降到４０％以下，我国名义ＧＤＰ要实现每年２０％以上的增长速度。

    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指出，应当以大城市为依托，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水平是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加快城市化进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至２０５０年我国城市化程度要提高到７５％以上，这意味着城市人口要净增８亿，其中至少有７亿由农村转移而来，平均每年要转移１５５０万人口。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具有以下优势：第一，大城市群具有集聚效应，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通过有效的规划，大城市可以有效地解决污染和交通问题，但是小城镇这方面能力较弱。第三，从城镇建设用地的角度考虑，大城市人均占有土地面积较少。根据测算，４００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积仅有小城镇的三分之一（按人口１６０００人计算）。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均耕地较少的国家，发展大城市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国城市化政策有必要由城镇化改为城市化，放宽对发展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限制，以“大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代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振中教授认为，当前应当着力提高工资比重，以促进国内需求和经济增长。按照支出法可以将ＧＤＰ分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部分，这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依靠进出口带动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经济体的增长，是不现实的。我国投资具有政府主导的特征，投资效益没有保障，从长期来看，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也是不现实的，而且会加剧经济波动。因此，消费是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但是，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这是由于我国工资收入在经济中比重过低。按照收入法可以将ＧＤＰ分为劳动者报酬、利润、租金等项目。我国劳动者报酬在ＧＤＰ中所占比重大约在５５％左右，与美国相当，但是，工资在劳动者报酬中的比重在１５－３０％之间，在ＧＤＰ中的比重只有１２％左右，而美国这一比重将近５０％。与美国相比，我国工资比重明显较低。提高工资比重，并且加大对非工资性收入的调节力度，是长期促进和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

    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认为我国当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应当进行适当的修改。很多时候，效率和公平并非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无论是效率还是公平，其含义都隐含了一定的价值判断和规范，离开这种规范谈效率和公平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我们应当以“有效率的公平”或者“公平前提下的效率”作为我们发展的原则。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骏民教授认为，经济理论的好与坏要以实践作为判断的标准，俄罗斯的教训证明现存的主流经济理论存在很大的缺陷。在市场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如何避免金融危机是转型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尽管中国的银行存在高的呆账坏账，但正是这些呆账坏账在中国没有实现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解决了中国的金融压抑问题，很好的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出现，而根据主流经济学是无法解释这些问题的。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教授认为，经济学的创新应该理论联系实际，反映现实问题。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在这一过程中改革中的矛盾不断积累并不断显现，一旦爆发对经济发展会造成阻碍。作为经济学者应该对现实进行全面综合深入的思考研究。对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尽管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改革的方向应该坚持，国有企业应该确立长期机制，进行战略性重组，而经济学界应该回答如何使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问题。

    南开大学副校长、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一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也开始凸现出来，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不能合理解决，必然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因此选择一个既适合于中国国情，又最能反映经济学发展变化的理论是当前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的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建设中国经济学，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增强社会责任感，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繁荣发展作贡献。目前社会上对“经济学家”一词有一些误解和不良印象，对经济学家的良心提出了质疑，对“经济学家”的用词产生了反感。这一现象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应该如何增强社会责任感，如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充分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中国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