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

　　最近有报道指出，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金融，在海南沉没了。也就是说，海南金融生态的恶化，不仅使得海南企业的融资困难、贷款难，而且导致了海南经济的严重滑坡。如２００５年一季度，全国ＧＤＰ增长为９．４％，而海南只增长７．８％，低于全国１．６％。还有，海南银行业的“两个９９％”，三个层次“贷款挤出效应”更是国内金融市场的一大奇观。

　　一个９９％是２００４年新增中长期贷款占全省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总量的９９％；另一个９９％是海口与三亚地区新增贷款占全省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总量的９９％。这就使得海南银行的贷款从海南大城市以外的地区、从省内企业、广大中小企业中三个层次上挤出。比如，海南目前有中小企业２０万余家，但每年能够通过银行年审办到“贷款证”仅有４０００多家，占全部中小企业总数的五十分之一。而２００４年海南中小企业新增银行贷款只有１．４２亿，仅占海南各银行贷款总额的０．２％。

　　海南金融业的陆沉还表现为金融主体严重不足、金融服务不断缺失、金融资源流失、金融功能逐渐弱化等方面。比如，１９９８年海南的金融业遭受重创之后，出现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收缩。没有一家外资银行，没有一家城市商业银行，也没有一家信托公司经营业务，即使是股份制银行也只有光大和深发展两家。至于金融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再保险公司、农村合作银行等也都处于空白。

　　近几年国内其他地方的金融业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海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在海南建省初期金融超极限发展而导致当地金融生态严重破坏之结果。如导致金融资产价格扭曲，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市场的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中小企业恶意逃废金融机构债务等。其实，这种讨论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即只看到１９９３年海南金融危机之后，金融主体需求方行为方式的变化，而没有讨论金融主体的供给方行为方式的改变。

　　１９９３年海南金融危机之后，大量的中小企业逃废银行债务或恶意逃避银行债务，不仅使得整个海南中小企业信用关系的断裂、银行信用基础的沉陷，而且严重挫伤了海南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其严重性可见一斑。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整个国有银行改革使然，是国有银行改革过程在制度安排上的缺失使然。同时，这也表明了海南市场化程度高于其他地方，这并非金融生态恶化。问题是如何来调整金融市场供求之间的关系，各金融主体如何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寻找到一个双赢的均衡点。

　　可以说，海南建省后的改革，尽管没有走上开始设想的那条路，但海南的市场化之改革有许多方面却走在全国的前面。比如燃油税的改革就开了风气之先。只要到过海南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海南道路的畅通，收费站全部撤消，不知节约了多少时间。也正是因为市场化的程度比其他地方高，海南各商业银行的经营自主性才能真正得以落实。

　　我也曾到过其他一些边远省份，不少从事地方金融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在当地银行的信贷经营，往往处于两面夹击处境下。一方面，地方政府总会以种种理由要求商业银行从事一些他们不愿意经营的项目，甚至用非市场的方式来诱使商业银行就范；另一方面，又要遵守上级总行指令，完成种种指标。如不良贷款率下降多少、利润率完成多少，并对信贷管理采取严格的考核办法，比如对新增贷款风险加大处罚力度，实行银行贷款责任终身制，从而使得信贷人员根本无法越出“三难一怕”（收贷款难、收息难、资产保全难、怕失去作）。再加上，不少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权及财务管理权的上收，从而使商业银行的经营策略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国内绝大部分的金融资源向大中城市、大中型企业、优势地区、优势行业、优势企业集中。

　　海南的各商业银行能够走出“双重夹击”，面对市场化，应该是国内银行改革成功具体表现，但关键是如何让银行真正的市场化。从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法则来看，商业银行经营的就是风险，就是对风险如何定价。在日常的经营中，银行不仅要面对种种风险，还需要接受承担风险和加工转化风险，这样才能够找到获利的途径。但是，风险如果管理得不好，不仅会给银行带来损失，还会危及存款人的资金完全，最终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海南金融市场发生的事件说明，在过去，由于对风险缺乏有效管理，从而吹起了房地产市场及金融市场的泡沫，引发了区域性的金融危机。但在这场危机之后，海南银行业则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希望把银行风险完全剔除于外。这样，不仅使各商业银行丧失了获利的机会，也造成了海南金融业的边缘化与陆沉。

　　其实，优秀的银行管理团队，就是如何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寻找合适的平衡点。因为，从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的思想来说，近２０年来已经产生了一套严格有效的风险量化工具与技术。通过风险量化可以把各银行风险降低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从而寻找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点。比如，现代银行风险量化理论针对风险可能产生损失的可测量程度不同，将风险带来的损失划分为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和极端损失。对于预期损失，它是在统计学正态分布下的平均损失，因此是可以预见的，可以通过银行拨备来吸收消化，其成本可以通过银行的风险定价转移给客户来承担；而非预期损失只能靠资本来抵御吸收，银行的资本金就如银行的一道防洪堤坝；极端损失是在异常情况下（如９．１１事件）所发生的损失，是不可能彻底回避的，只能通过资本金的大小将其控制在一定的、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那么，对于一家商业银行来说，什么是一定的条件及可控的范围呢？这就好比建防洪堤坝，究竟该建多高？我们要先从历史资料中找根据。如果超过５０米的洪水于千年一次，超过４０米的洪水于百年一次，超过３０米的洪水于十年一次。那么建筑５０米的堤坝就可能万无一失；如果要达到百年一遇安全标准，建４０米的堤坝就可以了。在可选择方案中，如果建筑５０米的堤坝成本昂贵甚至能力根本无法企及，而修建３０米堤坝又很容易受到洪水侵害。这样，建一座４０米堤坝成本也可以接受，安全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把这个例子应用到现代银行风险管理中来，就是要求银行风险管理既要考虑资本盈利的要求，也要考虑银行风险控制的要求，并在这风险与收益之间寻找一个较为合适的均衡点。比如说，银监会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就是对银行资本覆盖水平的一个最低要求。

　　由此，我们得出海南的金融业为什么会陷入恶性循环的金融生态环境中：一方面，这些中小企业的信贷者信用不好，而且越是信用不好违约率就越高，这就必然会造成各商业银行对海南中小企业信贷的抗拒性；另一方面，各商业银行在这种先入之见下，不能够从其经营活动中寻找现实的生长点，即如何在银行风险与收益之间寻找平衡。可以说，海南的金融沉陷，如果不是从这两方面入手进行改革，仅是强调所谓金融生态环境，那么，只能是两败俱伤的结果。

　　最近，银监会发布了《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并已在全国金融圈引起巨大反响。按照《指导意见》规定的操作流程，符合条件的小企业申请贷款通常经过信贷员评估、审核员审核和分管领导批准即可放贷。《指导意见》还针对信贷员要求削减额度和不予展期的贷款，银行必须在两周内就贷款申请做出回复，但在操作中，很多银行则要求在一周甚至３天内对申报的贷款申请给予回复。也就是说，监管层看到早几年所出台的银行改革的制度安排已经不适应变化的市场形势了，如果不在这些方面改变，那么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会受到严重影响。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海南金融市场的问题并非仅金融市场的生态出现问题，而且在于金融市场生态核心，即基础性制度不足。前者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主体一起共建，但后者则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对现代规章制度作全面检讨与反思，以便重新修订与完善。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