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安教授在《经济学分类与经济学家分工》（见《光明日报》，2005年7月26日）一文中感叹道:“理论经济学研究被冷落,重运用轻理论的倾向十分明显”；“经济学家必须摆脱世俗的诱惑”。读而有感，谈点个人的看法。

　　从小的方面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有自己的“meme”。meme是英国的里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创建的新词，尚未进入词典，国内有译者将其或意译为“拟子”，或音译为“觅母”。道金斯在其著作中称，人之所以要生儿育女，目的在于力图使自己的DNA不断地流传下去。但是，人在具有生物性的同时还具有文化性或曰社会性。正是人的文化性，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并因此成为万物之灵、天地之秀。所谓的“拟子”、“meme”，其基本意思是指人的观念、思想、理论体系等。举例来说，生活于距今2000多年前的孔子，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早已不复存在，但始于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华夏子孙，并已漂洋过海，波及他邦。孔子的思想、学说，就是孔子的“拟子”。我们今天还知道孔子、还说着孔子，乃是其“拟子”在延续着他的生命。

　　再如，英国著名的科学家牛顿，从生物学上讲，因其终身未娶，故早已“断子绝孙”。易言之，牛顿的DNA早已化为历史的云烟，飘逝远去。然而，牛顿的“拟子”——由他创立的科学理论，至今还在陪伴着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莘莘学子。可以预见，只要人类不灭，牛顿的“拟子”就将永久地生存下去。

　　我国古人很重视“拟子”，总在激励那些生命力旺盛的人尽可能多地“生儿育女”。“三立”的提出就是激励的方式之一。所谓三立，是指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对从政者而言的，立功是对从军者来说的，立言则是对从文者而讲的。翻开青史，凡力践“三立”者无不册名其中。作为文化人，作为研究者，谁不希望自己的“拟子”满堂并不绝于后呢！

　　《国富论》是“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健壮的“拟子”，《经济学原理》是马歇尔精壮的“拟子”，《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凯恩斯强壮的“拟子”，《经济发展理论》是熊彼得彪壮的“拟子”，《国家与市场》是斯特伦奇硬壮的“拟子”，《贫困与饥荒》是森茁壮的“拟子”，《经济增长的阶段》是罗斯托粗壮的“拟子”……中国经济学家的“生殖力”没有理由是低弱的，他们生出虎头虎脑的而非孱弱的“拟子”是责无旁贷的，义不容辞的。

　　从大的方面讲，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应该重视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不应该冷落之。

　　首先，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也将是影响未来世界的大事——终将是地球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根据库恩的科学进化的范式理论，经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是最易产生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所以，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而言，热情地进行相关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无人堪比。正亲历此事件的中国经济学家倘不对之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抽象和概括，试问：舍我而其谁乎？若置身宝地而所获不多，岂不自惭形秽，问心有愧？！

　　其次，维维恩·布朗说：“经济文本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文本”，如果“将经济学话语看作一个阅读和解释经济符号的过程”，则经济学家就“变成了一个阅读者和翻译者”。中国的经济学家若能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总结、升华出一套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写出自己的阅读心得，译好自己的理解文本，必将惠及世界上别的发展中国家，至少可为之提供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解难题”极其有用的“定理”或“定律”。而这些，对于推进世界文明的进步来说，自是功德无量，功垂千秋。

　　在经济学王国中，经济理论的茂密丛林，是历经七次“革命”而形成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革命，新古典学派的“边际革命”，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革命；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革命，市场不完全竞争的罗宾逊－张伯伦革命，理论预期革命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革命。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如若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去壮大和充实世界经济理论的丛林，岂不愧对自己所生存的国度、所生活的时代？！

　　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因此，构建出自己的理论体系，不仅仅是具有较高理论思维的体现，更是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要求和表征。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从事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们可谓任重而道远，“必须摆脱世俗的诱惑”，上下求索，以我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才干，辟出一片经济学理论的瑰丽天空。

　　我们期待着中国经济学家虎势的“拟子”早日呱呱坠地，茁壮成长。

(责任编辑：何建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