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助学贷款的推出表明党和政府对高校贫困大学生的关心，也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也应该是政府的一项公共责任。但问题在于，尽管政府对相关制度安排不断进行完善和修正，但国家助学贷款仍然陷入供求两难的困境。这说明国家助学贷款的运行机制存在着值得完善的地方。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国家助学贷款运行机制的内在矛盾，重新解读其性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现行国家助学贷款运行机制的内在矛盾

　　现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是在2004年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基础上，对原有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进行重大调整而建立起来的。尽管如此，其内在矛盾并未得到缓解，反而有加深的趋势。

　　1.定性模糊

　　按照《意见》的规定，助学贷款包括国家助学贷款和一般商业性贷款两类。从其表述来看，国家助学贷款似乎应为政策性贷款。基于其所体现的政府公平教育机会、公平社会福利、加快人才培养等社会目标来看，将国家助学贷款定位于政策性贷款无可厚非。既然是政策性贷款，那么发放主体就应是政策性银行或由政府所建立的相关机构或组织。但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却是采用市场化的招投标方式由商业银行经办，并由高校和银行承担一定的资金风险。政策性定位与商业性操作使得高校和银行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求做到“不让一个学生因为贫困而失学”，这是典型的公益性要求；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又是典型的盈利性要求。不可否认，性质定位的模糊是其运行机制陷入矛盾的根源。

　　2.交易成本高

　　从直接受益主体学生来看，一个农村贫困学生若想申请一笔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到村、乡(镇)、学校，再到银行办理一系列相关证明文件，并加盖一系列的公章，但最终是否能够获得贷款却是未知数。看似审查严格，实际上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程序和环节，增加了贫困学生的交易成本。从间接受益主体高校和银行来看，也存在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按现行规定，高校和财政需向经办银行支付一笔风险补偿金作为担保，这笔资金由双方共同出资(各占50%)，出资额占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额一定比例。这似乎使银行的利益有了一定的保障，但对高校而言则是一种额外成本，它除了货币时间价值的损失外，还面临着由于学生违约而无法收回的或有风险。此外，在现行机制下，高校一般都设立专门部门或组织专门人员来审查贫困学生的贷款申请，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并与经办银行沟通、反馈以及谈判等。姑且不论这些职责是否与高校应以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为主要任务相悖，单就高昂的交易成本而言也是得不偿失。同样，经办银行也需要承担相关的成本，如参加招投标的准备工作、核查贷款学生信息的真实性、与高校讨价还价等等。不可否认，上述这些成本中有一些是必须的，但有一些却并非必不可少。

　　3.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贷款合约签定前后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一点主要是针对银行而言。在贷款合约签定前，尽管银行对每笔贷款的审核都非常严格，高校也做了相当大的努力来帮助银行核实信息的真实性，但由于银行和高校都无法到生源地进行调查，或成本太高放弃调查，只能凭相关证明文件来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因此，一些隐藏信息就无法查知。合约签定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和学校在选择贫困学生时可能存在逆向选择，即选择了那些并不贫困或不足够贫困的学生。这既浪费了有限的贷款资源，又违背了国家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初衷。当贷款合约进入还款期阶段时，在目前的用人机制下，人才流动性很强，银行和高校无法准确掌握学生的去向，加之目前个人征信体系尚未完善，这种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又会导致道德风险的产生，在缺乏相应的惩罚机制的情况下，致使贷款学生违约率高达20%左右。因此，在市场和相关制度安排都不完备的情况下，由于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要支付的信息成本高得足以使其放弃搜寻优质客户(即信用良好的贫困学生)，这是目前银行不愿意放贷的一个主要原因。

　　制度创新是缓解两难困境的必由之路

　　虽然，国家助学贷款运行机制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已为有关部门所意识，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但这些办法大多是行政性的，比如公开批评、媒体曝光或出台相关政策等。政府想通过行政化的手段来加强社会约束，但这些行政化的手段忽视了高校和银行的利益诉求，进而导致无法从根本上满足贫困学生的利益诉求。

　　从本质上讲，国家助学贷款的困境是由其性质定位模糊造成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似乎将国家助学贷款定位为政策性贷款较为合理，但这一做法仅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取得成功。在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我国，个人征信体系尚不完善，社会诚信文化尚未形成，加之财政能力不足，因此无法完全照搬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助学贷款的运行模式，将其定位于政策性贷款显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因为，在相关制度缺失的情况下，违约将是贫困学生的理性选择。若政府直接成为助学贷款的主要提供者，那么同样会面临较高的违约率。因此，将国家助学贷款定位为商业性贷款应是未来一定时期内合理的次优选择。

　　既然是商业性贷款，其供求就应由市场来解决，政府的作用更应发挥在指导、监督并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上。但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一直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安排。这一安排对政府、银行、高校和学生而言，是以一方利益受损而另一方利益递增，并且社会总收益不变为结果，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同时，强制性制度安排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连续的弊端，这是相关制度文本频繁出台和废止的根本原因。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一般地，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比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创新更富有效率。当制度供给和需求处于不均衡状态时，社会就会自动产生制度变迁的力量，这种力量如果得到合理的利用，就可以促进制度变迁的完成，从而能够充分利用社会的制度资源。因此，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制度创新在现阶段对缓解国家助学贷款困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生源地助学贷款在现阶段更有比较优势

　　生源地助学贷款就是一种富有效率的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制度创新。目前，辽宁、浙江、河北、江苏、贵州等省部分地区基层金融机构已经开展了此项业务，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源地助学贷款属于一般商业性贷款，它是指由大学生家庭所在地的金融机构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或学生父母、或愿意承担贷款担保的其他相关人发放的地方财政贴息贷款。相比于在高校集中发放的国家助学贷款，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明显优势：

　　1.有利于化解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

　　生源地金融机构对当地居民的家庭收入和家长信誉比较熟悉，家长对银行或农信社也比较了解，实施生源地助学贷款，能够有效地缓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避免合约签定前逆向选择的发生。同时，大学生毕业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与家长保持联系，父母如无力偿还会催促子女还贷，子女也不会恶意拖欠连累父母。因而，生源地助学贷款同样有效地解决了合约签定后的道德风险的发生。

　　2.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从贷款时间和金额上看，生源地助学贷款方便、灵活、快捷，相比高校助学贷款定时定量、极为繁琐的发放形式，显然是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生源地助学贷款可以根据高校的收费标准和家庭的经济情况，随时发放，贷款金额可大可小。同时，由于金融机构很容易掌握学生家庭的经济收入、信用状况、学生毕业后的动向，而且学生家长住所固定，迁移概率较低，因而能够有效地降低金融机构的信息搜寻成本。并且，生源地助学贷款取消了高校这一环节，这也大大降低了高校所承担的不必要的成本，使高校能够将精力集中于培养学生和科研等主要任务上。

　　3.有利于扩大获贷率

　　生源地助学贷款可在所有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开办，金融机构直接面对贫困学生。贫困学生或家长有较大的选择空间，一家金融机构申请不下来还可以到另外一家申请。同样，金融机构也可以自由选择贷款对象。双方都本着自愿互利的交易原则达成贷款合约，这将有力地缓解目前助学贷款供求两难的困境。而且，基层金融机构将助学贷款作为一项日常事务，可全年随时受理困难学生的助学贷款，有利于学生及时地取得贷款。

　　以生源地助学贷款做为将来我国助学贷款的主要发放形式，不仅能充分体现国家政策的优越性，而且能保证助学贷款运行机制的顺畅，提高运行效率。当然，这项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支持，比如，给予生源地助学贷款更优惠的条件、给予其适当的财政补贴等等。

　　(作者分别为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和东北财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