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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超7000亿美元 雷曼兄弟建言战略性使用
超“汇金模式”：千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战略发展基金”？
本报记者 刘鸿燕 韩瑞芸 北京报道
中国外汇储备的“尴尬”在于它无法向公众解释太多。
截至2005年6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7110亿美元。中国将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这已是渐行渐进的现实。对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的猜测越发引起关注。
半年前的“两会”上，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郭树清作为政协委员提出了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变为石油储备的建议。不过，这个建议被一部分专家认为可操作性不大。这份建议似乎被搁置了。
半年之后，郭树清的建议终于得到了众多市场声音的回应。美国雷曼兄弟公司董事总经理、亚洲股票研究部及债券研究部总经理何华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应不仅仅投资于石油等战略物资，也应投资于国内教育、医疗、社保等基础薄弱领域，甚至可以进行战略性海外投资。这一系列投资行为均可以通过“国家战略发展基金”来完成。现有外汇储备便是这项基金的资金来源。
近日，何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外汇储备的“战略性”使用
《21世纪》：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这么高的外汇储备事实上是种负担。但是很少有人讨论，该怎样减轻这种负担，应该如何使用外汇储备。
何华：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把外汇储备，也就是国内储蓄和海外筹资用于购买外国政府债券，而不是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确实是对资源的低效率使用。外国政府债券投资回报率约在4%-5% 而中国本国的经济投资回报率远远超过这个水平。因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用国家外汇储备建立一个“战略发展基金”，用于促进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成立战略发展基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很多战略性领域都还远远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例如，中国的科研和开发费用(R＆D)目前仅占GDP的1.4%，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表1。相比之下，日本的科研和开发费用(R＆D)占其GDP的比重在过去50年里一直在稳步地提高，90年代以来已明显超过美国，2003年达到GDP的3.4%。另外，中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也相对较低，尤其是政府投入相对较弱。此外，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对燃料及能源等方面的需求已逐渐超过国内自然资源的储存及开发能力。
基于这两个原因，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用国家外汇储备成立“战略发展基金”。
《21世纪》：这项“战略发展基金”应该投资于中国本土经济？
何华：主要从事两类投资：一是选择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重要影响的行业进行战略性海外投资；二是对中国国内的基础设施、自然资源、教育、科学研究等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前者是以走出去的形式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作战略投资，而后者其实是针对长期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政府消费。
这两个投资方向应该有不同的操作方式。海外投资业务方面，可以以控股的形式来投资于类似于高科技及自然资源之类的战略性行业，要求取得有竞争性的回报，但所承担的风险也高于传统的外汇储备资产的管理。海外投资可采取直接投资或收购股权的形式。为避免政治敏感性，有些投资可通过间接控股的形式，比如基金可投资于海尔这样的民营公司，然后通过后者进行海外投资。
至于国内投资方面，战略发展基金实际上是以政府的角色来进行战略性的消费，因此也不可能对其要求直接或快速的回报。此类投资的回报会通过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及相应提高的政府税收来实现。在具体操作上，此类消费应仅限于使用外汇的采购，例如购买原油来充实战略石油储备，进口高科技设备来支持科研与开发，进口先进的医疗设备，为研究人员提供出国交流或培训的经费，或者用于引进国外的专家和顾问等等。
使用国家外汇储备来成立战略发展基金可绕开财政预算的瓶颈，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2003年底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成立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的做法。
《21世纪》：“战略发展基金”的规模应该多大？
何华：考虑到“战略发展基金”的投资用途，其最初的资本金可在1000亿到2000亿美元之间，这相当于把当年的国内总储蓄率从现在的46%降低到36%-40%之间。在将来，国家可根据国内储蓄率及国际收支的情况逐年对战略发展基金进行增资或减资，其基本参照是国家外汇储备的大致稳定。按照对2005年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预测，当年的增资额度可在500亿-1000亿美元之间，相当于把当年的国内总储蓄率降低3%-5%。
汇率升值无助减少经常账户顺差
《21世纪》：有哪些证据表明外汇储备成立基金并使其用于投资的想法是可行的？
何华：外汇储备的增加虽然会对中国经济的安全与稳定产生积极的作用，但过高的外汇储备却并非必要。国际上一般把相当于一国3-6个月进口额的外汇储备作为该国外汇储备的适度额。但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超过一年的进口额，远远超出了外汇储备的适度区。而且，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已对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形成重大挑战。
，解决中国高额外汇储备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应该先解决经济账户高顺差的问题。但是，以汇率升值是减少经常账户顺差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我们应该寻找汇率升值之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21世纪》：在什么经济背景下汇率升值是减少经常账户顺差的做法是不明智的？
何华：目前，要求中国采取措施来降低经常项目顺差的政治压力比较强，美国的一些政客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已多次以各种理由要求中国大幅度调升人民币汇率。不过，我们认为，虽然汇率升值是减少经常账户顺差的办法之一，但它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能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对中国这种正处于增长阶段的国家，过高的储蓄率是否合适？第二，源于外贸顺差和外资流入的国内储蓄是否应该投资在有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教育、基础科学研究、自然资源、高科技及有关设备的购买上？是否应该战略性地运用国内储蓄去购买那些难以在国内逐步积累的国外资产和知识技术，如石油等自然资源、技术、营销渠道、国际品牌等等？
不应被短期的收益困扰
《21世纪》：对于高储蓄率的问题，国内目前仍在争论。
何华：我们看一下日本的经验。二战之后，日本借助海外投资来缓解其国际收支顺差，同时克服其国内资源匮乏的问题。日本的海外投资最初集中在自然资源的开发以及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上，随后逐渐地转移到房地产，金融，保险和运输业等部门。海外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巨额经常账户顺差，使得日本的外汇储备在2003年以前并未急剧上涨。换句话说，假如日本没有用贸易盈余来收购海外资产的话，其外汇储备恐怕已高到难以控制的水平，日元汇率也会已升值到难以接受的水平。
除了海外投资以外，日本还通过增加国内消费的方式来降低储蓄率，尤其是政府消费扮演了重要角色。自1965年以来，日本的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1%增加到2004年的18%，而同期居民个人消费仅仅从55%升至57%。换句话说，日本国内储蓄率在过去40年中的下降主要受益于政府消费的增加，因为在储蓄率所下降的9个百分点中，7个是由政府消费的增加造成，仅有2个是由居民消费增加引起。相比之下，中国的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40年并未有很大变化，近年来尚有下降趋势，90年代以来已明显低于日本。日本国内消费的增加有效地控制了储蓄率及外汇储备的上升。
我们应该学习日本及其他类似国家(如新加坡，韩国等)的经验，通过增加海外投资及国内消费的形式降低外汇储备增长的压力，合理有效的使用稀缺的资本。
《21世纪》：但国际上似乎没有用外汇储备来成立国家基金的先例？
何华：通过政府拥有的投资基金进行战略性的海外投资并非全新的思想。新加坡政府在1974年成立的淡马锡控股公司就是主要从事海内外投资的公司。目前该公司48%的资产投资于海外，拥有包括中国民生银行、马来西亚电信及中国电力国际等数十家海外公司的股份。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是另一家政府拥有的公司，主要从事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其投资领域不只限于美国及欧洲的政府债券，还包括外国股权投资和房地产投资。
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是相对发达的国家，其投资的主要目标是获取竞争性的回报，而战略目的仅居其次。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投资的战略性要优先于对收益率的要求，因此需要有更为长远的目标，而不应被短期的收益所困扰。
(责任编辑：胡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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