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统计学会副会长杜午禄这两天成了“千夫所指”的靶子，因为他说了一段让普通大众感觉很不爽的言论。在“2005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讲座上，杜午禄说，目前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问题，因为没有出现通过财团、托拉斯等进行资本运作而致富的群体，高收入阶层大部分属于受雇的工薪阶层，不是一个大规模、垄断性的群体。(9月27日中新社)

　　对此，马上有评论者予以口诛笔伐，斥其为“背叛良知”、“缺德”。这样的指责在道德上很有正义感，让大众感到解气。但是，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学者，有没有权利表达与大众感受截然不同的观点与看法？

　　贫富差距、分配不公已是从政府到百姓都非常关注并着手解决的重大问题，不同的人站在不同角度考察同一个社会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就个人而言，我并不赞同杜午禄先生的观点，因为他有无视现实、闭着眼睛说瞎话的嫌疑，但我对他作为学者的说话权表示尊重，更不想对其进行“大快人心”的正义审判、并发出敦促其“闭嘴”的道德通牒———每一名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背景，有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与方法，在一番论证后发表他们的学术观点，这是学者的天然权利，谁也无权轻易地剥夺之。

　　至于这个结论是否合乎公众道德，是否具有指导意义，以及他为什么这样说、说的背后是否藏着某种利益目的，那是另一个范畴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他“昧着良心说话”，就力图通过舆论压力把他错误的观点和表达的权利一块勾销，并踩上愤怒的几脚，这很容易形成话语暴力———这种“多数人的暴力”的危害比错误的学术观点要大得多，深远得多。遗憾的是，这一点一次又一次地被我们忽视了。

　　眼下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新与旧、传统与现代、问题与希望纠缠在一起，让人很难马上作出真理似的、一劳永逸的判断。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各种不同的声音———尤其需要学者的研究与剖析，哪怕这种分析荒唐可笑，也有助于我们思想上的交流与碰撞，正所谓兼听则明，明则辨是非，以尽可能小的成本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学者出于对公众道德批判的畏惧，投其所好，只发表大众爱听的结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前，只剩下一个角度、一种声音，这对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未必是幸事。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公民应该开始拥有宽容、平和的心态，容许不同的声音同场存在，哪怕是“缺德”的声音。

　　在我看来，杜午禄引起的这场“贫富”风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肩负公共政策决策与执行重任的政府部门如何看待———如果视之为学者的个人之见，一笑了之，我们自当检讨自身的不宽容；如果如获至宝，将这种观点当作证明自己政绩斐然的最好依据，从而淡化乃至掩盖当下贫富差距的严峻现实，则我们有必要提醒政府部门站稳公众利益的立场了；如果与这种观点彼此呼应，心照不宣地强调资本与利润的最大化，无视和谐社会的落实，则我们更有必要质疑，谋求制约之术了。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