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20日，世界银行发布其年度出版物———《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以下简称为《报告》)。《报告》指出，公平不等于收入的平等，不等于健康状况的平等，也不等于任何其他具体结果的平等。而是对一种机会均等状况的探求，在这种状况下，个人的努力、偏好和主动性，而不是家庭背景、种族或社会性别，成为导致人与人之间经济成就不同的主要原因。也正是这种人人机会的平等性，成了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能否经济繁荣、减少贫穷的动力与关键。因此，公平性不仅本身是目的，它也是刺激更多和更具成效的投资、保证社会经济增长的工具。

　　这样的理念，其实早在罗尔斯20世纪70年代的《正义论》中就有详细的阐述，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这种理念为什么难以在我们的社会中生根？为什么人们会对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熟视无睹？为什么我们社会甚至有人竭力主张不公平性，还把这些言论及行为看作是社会之进步？比如，早些时候就有人明目张胆地叫嚣，他们造的房子就是造给富人住的，你穷人能奈何？凡此种种，完全可以说明目前中国社会公平性成长的环境十分恶劣，机会平等更是难以生成。

　　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不仅会导致个人内在潜力不能够发挥或被浪费，而且在国家内部、国与国之间，财富和机会不平等的巨大鸿沟会造成社会极度贫困的持续存在，会浪费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从而减缓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机会平等难以生成？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对公平性理解不多，对非公平性对个人及社会所造成伤害的严重性认识不够，以及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要改变现有的利益关系十分困难。

　　当然，机会平等的观念与认识不能够生成，也与现实的环境条件有关。而教育的不平等、身份差别性、制度安排初始程序与内容不公平性都是导致个人机会不平等的重要方面。

　　我们都知道，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个人禀赋与后天环境都处于某种不平等的状态。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性，教育平等就成为现代政府最基本的义务与责任。通过平等的教育能够缩小或改变这种先天的不平等性，在我们社会中，尽管所谓的《教育法》会有这样的观念，但实际上现实中教育不平等的现象到处都是。比如，表面上全国的孩子都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政府在教育经费支出上的歧视性（农村与城市的差别、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差别、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差别等），小孩子从受教育的第一天就处于完全不平等的状态。这种不平等的教育体制使得国人根本无法分享机会平等权利。

　　其次是个人身份的不平等。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享有种种同等公民的权利。如教育权、就业权、居住权、迁移权等。但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个户藉制度把中国社会分为三六九等，不同的人享受着不同的权利。比如一些城市的招生招工就明确规定要有什么地方的户口，否则你就没有这种资格。在一个以身份为等级的社会里，不是以市场的价格来调整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而是以身份来调整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关系是以人的身份为基准，这必然会激励整个社会寻求身份提升的方式，从而凸显了追求权力的重要性。中国的官本位迟迟不能够退出历史舞台，其根源也在于此。

　　此外，我们制度安排的初始程序及权利的界定也存在不平等，特别是一些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初始程序及权利不平等。试想，在一个依法治国的社会里，法律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但是如果我们的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不公平的，那么用这种法律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只会造成更多的不平等。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种种不公平，其根源就在于我们的制度设立程序上的不公平性，在我们制度设立不是社会相关利益者反复博弈之结果，反之一些制度设立还可能成了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这种制度设立程序上的不公平性成了国内民众机会平等最大的障碍。如何来改变这种状况，尽管任务会十分艰巨，但已经开始了。如最近个人所得税修订的公开听证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这仅仅是开始，与整个社会制度设立程序上的公平性还相差很远，特别是对一些基础性制度设立程序的公平性更是可做的事情很多。

　　有人说，一个社会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制度安排不平等，但在我看来，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制度设立程序上的公平性，以及制度设立程序中相关利益主体博弈带来的公平性，这些是我们社会个人机会平等得以生成的基本条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我们社会每一个人机会平等的条件，我们个人机会平等才能得以进行。

　　我在几年前就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最大成就是个人经济生活权利的不断扩张，即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约束条件下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并创造财富。而这个成就的基础就是我们制度安排公平性的不断增强。理论与经验都证明了事情，但愿政府能够有更多的作为，这是我们社会经济成长的动力所在，也是我们的经济繁荣及减少社会贫困所在。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