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建立在一部带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宪法”基础上的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在9月6日会见出席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的代表时，胡锦涛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要“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和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第八次中欧领导人峰会召开前的一次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明确指出:要加强和推行我国的基层民主试点，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的民主和法治化建设。中央领导人的这些谈话，表明了我国政府在深化改革，构建一个民主法治下的和谐社会方面的信心和决心。

　　民主和法治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化和科技革命，也不只是居民收入和生活条件的大幅度提高和改善，还是人们经济交易和政治活动的法治化、政府决策程序的民主化，以及人民大众广泛参与并对政府资源配置进行制衡的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毋庸置疑且显而易见，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准，民主和法治已构成了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过去，我们曾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理论误识，那就是认为民主和法治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是西方人社会价值观的一部分，因而在一些非常时期，或者对民主和法治持敌对情绪和对抗态度，或者对二者讳莫如深。殊不知，民主与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和社会过程，是建立在普世伦理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一个稳定和谐的现代社会的基础性要件。

　　民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民本和民权思想，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之中，可谓源远流长，并非西方人价值观所独有。从《尚书》中的“民惟邦本”，到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思想；从唐太宗的“天地之大，黎民为本”思想，到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和“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洞识，清晰地展示出了民权、民本和民主思想在传统中国文化精神中的久远历史源流。

　　构建民主法治下的和谐社会，是我国市场经济深化过程的一个自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市场机制主要是一种通过经济当事人分散决策而进行资源配置的社会过程。从经济学上来分析，具有知识分立、不完备信息和有限理性的市场参与者对各自自身利益的追求，以及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经济交易和社会博弈，往往会产生一些社会成本和外部性(如环境污染)，并有可能衍生出在国民经济总量层面上的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这就蕴涵了一个现代政府干预和调节市场过程的自然要求。然而，在政府调节市场过程以降低社会成本和减少外部性方面，在政府试图消除宏观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负面影响方面，存在着两种思路和两种手段选择:是通过行政命令和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以及用政府掌控的物质、金融等资源直接干预经济过程；还是主要依靠法律、法规、行政条例以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杠杆来规范和调节人们的市场活动？一般说来，前者潜含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残留和行政惯性；而后者则必须通过民主和法制建设方能达至其良序运作。

　　通过宪法和有关行政法规的明确制度约束来规范政府自身的行政行为，包括重大的经济与社会决策，对一个良序市场的运行来说，尤为重要。政府官员在界定范围内行使公权，人民群众则反过来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来约束和监督政府官员的决策，评估其行政行为及其后果，并据此做出选票上的反应。因而，良序的民主机制本身就构成了对政府官员腐败渎职行为的一项重要的制度约束。只有政府官员清廉了，法制健全了，也才能逐渐生成规范良序的市场。

　　民主与法治，并不是两个分立的社会机制和社会过程，而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已经知道，没有建立在宪法基础之上的民主，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就会无限膨胀，政府官员的行为和决策就不能被限制在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和制衡之下，政府官员的行为也就很难受到法律制度和规范的约束，他们甚至会反过来把法律规则和司法程序掌控在自己手中，因而他们就会实际上高于法律，或者说外在于法律规则的约束范围之外。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没有民主，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法治。

　　反过来我们也要认识到，法治，就其本质来说，并不是政府治理社会和控制民众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而首先是对政府及其公务员行政范围和自由裁量权的一种刚性的制度约束。没有宪法对政府职能和行政职权范围的明确界定和约束，政府本身就会像英国古典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那样一种超级利维坦，这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因此我们也可以断定，没有建立在一部带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宪法”基础上的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尚书·泰誓》中有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民主和法治已成了中国市场深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趋势和必然要求的今天，努力构建一个民主法治之下的和谐社会，将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21世纪伟大复兴和邦强国盛的一条必由之路。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