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崛起论”不断持续与升温，近来有关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的论述日益增多。国内舆论近乎是“清一色”的轻松笔调，相关部门为他们的片面重商主义找到了新的借口，而一些学者也不失时机强调“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鉴于此，清晰认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收益与成本实属必要。

　　“软体”变化比“实体”增长更可贵

　　中国自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４００多亿美元，迅速提高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６５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居世界第６位。经济年均增长９．４％，比世界均速快了６个百分点。外贸规模已由世界第３２位攀升到目前的第３位。利用外资连续１２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国外有学者计量研究显示，１９７５～２０００年间，中国经济全球化指数上升了２．１４个百分点，这直接导致了同期中国年经济增长率上升了２．３３个百分点。

　　相对于国民经济“实体”的增长，国民意识观念、企业经营方式、国家管理体制等“软体”变化更大、对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也更久远。制度经济学研究揭示，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可以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全球化使中国有了“后发优势”，大大节约了中国自我摸索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使中国在短短２０多年时间就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这对于曾经有着几千年封建经济统治、百余年殖民经济掠夺、数十年计划经济控制的经济体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容否认，全球化的确给中国带来巨大收益。

　　中国凭借自身优势在全球化中获益

　　全球化的实质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自由化，因为始作俑者与积极倡导者主要是美国，因此有关国际经济自由化的一系列安排即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但是，“华盛顿共识”中的经济自由化是有选择的，即资本、商品与服务的全球自由化，劳动力与人员的流动仅局限在发达国家之间，后进国家受到严格限制。根据自由贸易经典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从国际分工走获得相应收益。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收益，依据的是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参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的方式，已经被国际社会誉为“北京共识”。概括起来，中国的比较优势有两类：

　　一是既有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强政府、人口众多与大国优势。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这是中国顺利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能迅速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国内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并能够较好地控制因全球化冲击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人口众多使中国一直保持低廉的劳动力优势，这使得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极大的竞争力；中国幅员辽阔，生产率自东向西呈梯次分布，这为缓冲全球化冲击、延续改革开放成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二是新生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规模与范围经济。中国除了不断巩固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外，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也取得长足进步，并将这些进步迅速不断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变现为收益。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企业的规模经济，而且形成了地区的范围经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三角区等不仅建立起发达的基础设施，而且确立起完善的生产供应链，方圆２００公里内可以实现同一商品生产所需的全部采购，这便是美国《商业周刊》所惊呼的“中国价格”之重要秘密所在。

　　中国的净收益并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数据，并非都是从全球化中得来。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同样取得较快增长，只是被不恰当的政治运动所终止；从横向来看，与中国国情非常相似的印度，在经济相对封闭的情形下，也取得了国际称誉的成绩。在津津乐道中国从全球化获得丰厚收益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中国应对全球化所付出的代价与面临的风险。

　　中国应对全球化所付出的代价集中在：地区、城乡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环境生态污染加剧、人民的健康状况堪忧。１９８０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ＧＤＰ分别占全国ＧＤＰ的５０％、３０％、２０％，到２００３年分别为５８％、２５％和１７％。人均ＧＤＰ差距不断扩大，１９８０～２００２年，东部地区人均ＧＤＰ由高出全国平均水平３４％提高到５３％，中西部地区则分别由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８８％、７０％下降到７５％和５９％。

　　此外，由于大量引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一方面使中国煤电油运全面紧张，重大矿难事故不断，并迅速增加对国际资源的需求与依赖；另一方面，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据中国科学院专家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的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７％，２００３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ＧＤＰ的１５％。

　　全球化不仅使中国已经付出巨大代价，而且还将使中国面临巨大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有：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工业体系严重受损、对外经济摩擦加剧、国家安全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美国兰德公司报告显示：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经济规模要比中国大好几倍，但是中国经济比日本经济更加开放。２００４年中国的贸易额占到全国ＧＤＰ的７０％，而在日本只有２４％；２００４年中国吸收了６０６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日本只有２０１亿美元。

　　国内有些学者以此来炫耀中国开放的成就，但是一些国际学者对此表示了担忧；中国改革开放前建立的比较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目前已严重受损，制造业中主要行业、产品品牌为外资所控制，作为“工业之母”的装备制造业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境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加工车间，而并非世界工厂；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形成了众多利益集团，它们凭借其掌握的雄厚的经济资源、强大的政治资源，以各种方式来影响中国政府的决策，以确保其商业利益。

　　因此，中国参与全球化，在获得丰厚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巨大收益。西方“反全球化”人士所宣扬的惨痛代价，只不过是部分结构性调整导致的就业机会流失而已。实际上，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政府反对自由化、抵制“华盛顿共识”。从全球化的净收益角度来考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当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宣扬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要么是信口开河，要么是有意混淆视听。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