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党的第十六届五中全会及其研究审议的“十一五”规划，引起了全社会和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新华社的报道说，“十一五”规划将倾向增加穷人收入，尤其要将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作为重中之重（见10月10日《现代快报》），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因为如果我们把和谐社会比做一座宏伟大厦的话，那么共同富裕就是这座大厦中的一根主要柱石，而“十一五”规划的这种倾向性，无疑将使得这根柱石变得更加牢固。

　　但是，假如我们回望一下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乐观情绪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提高农业产量及农民生活水平就成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也是从农村扬帆起锚的，但二十多年过去了，“三农问题”却成了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谓不快，国家的扶贫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个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好好汲取。事实上这也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而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一书的作者缪尔达尔就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之所以是难以战胜的，归根结底是因为 “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进步的每一点成果都被“掌握实际权力的上层集团”所瓜分，而下层贫困阶层的“分裂又阻碍了他们为他们共同利益而促进改革的努力”；同时，这些国家腐败盛行，“政府越来越多地落入富人和权势人物掌握之中”，使得原本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更加刚性化；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努力只使少数把持着工业部门的富人受益，而民众得到的却是“日益扩大的贫困”。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美国人类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萨林斯说得更为直白：贫困并不一定意味着个人财产的缺乏，世界上最原始的人很少占有什么，但他们并不穷。贫困既不是东西少，也不仅仅是手段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简言之，贫困是一种社会地位！

　　所以在我看来，要真正消除贫困，增加穷人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一个必须优先采取的步骤就是要消除“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同时把贫困作为一种社会地位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来看待。具体到中国，就是要加快改革，让贫困阶层有更多的机会充分参与社会的管理和政策的制定，而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别人来“扶”。这方面的内容也许不是“十一五”规划能涵盖的，但却是落实“十一五”规划所必须的。（郭松民　北京高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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