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华的外资银行机构已达400多家。

　　中国政府对控股权的坚持不能浇灭外国金融集团进军中国金融市场的雄心，对大多数淘金者来说，“控股权”问题当然是个必须“争夺”的战略问题，但是当下最迫切的需要却是如何在中国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上先行圈占地盘

　　“持股少于20％不用承担太大的责任，30％反而是个尴尬的数字，”艾尔敦在卸任汇丰银行CEO一职后，终于可以就他曾经的中国市场投资战略畅所欲言，“当然我们最期望的是持股超过50％。”

　　对于艾尔敦们来说，持股超过50％的梦想眼下还不可能实现。按照规定，单一外资持有单个银行的股份不得超过20％，多个外资持有股份则不能超过25％。尽管先前有议论说，由于引进战略投资者心切，中国可能会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引入外资股东时放宽上述限制，不过目前的情况表明这种猜测没有根据。

　　9月份揭盅的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战略投资者名单证明中国还没有放松这方面限制的打算———建设银行方面，美洲银行支付25亿美元持有建行9.0％的股份，新加坡淡马锡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支付14.66亿美元持有建行5.1％的股份，两家外资银行总共持有建行14.1％股份；中国银行方面，苏格兰皇家银行出资31亿美元购入中行10％的股权，淡马锡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投资中国银行31亿美元购买10％股份，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则获得中国银行约5％的股份。

　　中国政府对控股权的坚持当然不能浇灭外国金融集团进军中国金融市场的雄心，对大多数雄心勃勃的淘金者来说，“控股权”问题当然是个必须“争夺”的战略问题，但是当下最迫切的需要却是如何在中国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上先行圈占地盘。

　　此前，银监会有官员在评价两家中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举动时说：“招募工作的完成意味着战略投资者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个人银行业务、信用卡、公司现金管理、信息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重要领域的援助以及有关业务领域的合作已经拉开序幕。”

　　“不但要承担巨大的上市风险，而且还要把自己看家的‘金刚钻’无保留让出来，看上去这些战略投资者简直就是‘活雷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说。

　　他们当然不是“活雷锋”。在这一轮外国金融集团入股中国银行业的浪潮中我们观察到的是外国金融集团在“红线”限制下的机敏的路径选择，当然还有中国银行业对外资逼近的警醒。

　　不同的路径选择

　　2004年4月，就引进战略投资者，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给出了16字方针———“长期持股、优化治理、业务合作、竞争回避”，希望以此来实现“双赢”。

　　“对我们来讲，长期持股就意味着风险的长期持有，”某德资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告诉记者，“因此我们压力很大，要更谨慎地更全面地考虑问题。”

　　他举例说他亲历的与几家中资银行的战略合作谈判莫不经历激烈的谈判。“除非你仅仅是做财务投资，而不搞银行业务，否则你会发现任何方面的合作都埋藏着争议和冲突，并且这种合作迟早都会变成竞争。比如，我们的一项外汇业务，利润丰厚，在谈判中，中方要求转让，可是如果转让了技术，我们等于给自己制造竞争对手。”这位要求匿名的首席代表说。

　　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机构大概400多家，其中营业性机构225家，非营业性机构（代表处）240家。在225家营业性机构里面包含160多家外国银行分行，6家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的独资银行和7家外国银行资本、外国产业资本和中国金融资本结合的合资银行及其他们的一些支行和分行。这些外资银行的营业性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已与中资银行相差无几，也就是说，在2006年底所有在华外资银行全面开办人民币业务时间表前，外资银行已经具备与中资银行形成广泛业务竞争的基础。

　　外资银行的“软肋”在于他们在客户群体、机构网络方面的缺失。这一方面使他们对与中资合作葆有饱满的热情，另一方面又出于对“竞争”的担忧对让渡技术、管理知识心存疑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金融集团隐然呈现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像美洲银行、苏格兰银行入股建行、中行这样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一种则是花旗、汇丰的选择。

　　当6月份市场对花旗出局建行战略投资者一事报以惋惜时，很少有人知道花旗银行为旗下花旗环球金融抢占建行上市承销“大餐”的热情，远远超过那个漂亮但铺着“针毡”的战略投资者位子。据知情者透露，花旗在谈判中，这种情绪的过分表现，和在管理技术及业务合作上的“吝啬”甚至重重设卡，令建行高层格外恼火。

　　汇丰则从一开始就表示自己对参股四大国有银行“不感兴趣”。这家控制欲望极强的世界银行巨头喜欢个头小的中资银行。尽管从整体上仍然无法超越20％的红线，但在对交通银行的战略安排上，汇丰可以在这个红线下尽力控制住这家中国第五大国有银行未来利润最丰厚的业务和发展最关键的部门，完成对交通银行的战略控制。

　　目前汇丰在交行已派出一个包括内控、财务等业务部门在内的团队。据接近交行管理层的人士透露，信用卡业务的合作已渗透到管理细节。倘若信用卡业务开展顺利，汇丰将会把这种合作模式推广到其他业务上。花旗入股浦发后的合作则更加直接，双方成立了信用卡中心，首席执行官及下属主要部门的正职均由花旗派员担任。

　　据记者了解，不惟花旗、汇丰，一位欧资银行经理向记者透露，他们正在把江浙一些优质信用社发展成其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中间机构，“经过一定程度的培育，通过兼并可以迅速在中国最富饶的地区建立我们的市场影响力。”这远较“死啃”不到20％股比的战略投资者“骨头”更令人兴奋。

　　难以停止的中外资利益博弈

　　此次建行、中行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在跌碎了不少人“眼镜”的背后，也凸显了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在合作上诉求的不同。出手最阔绰的不是银行，而是一家政府型投资公司———淡马锡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即便是苏格兰银行掏出的31亿美元，其中一半也是财务投资高手香港富豪李嘉诚和投资银行美林共同出资。

　　而皇家苏格兰银行在欧洲不以银行业务闻名，却以投资策略闻名。其出资的16亿美元，主要来自于投资于西班牙国际银行的股权转让。这其中，就更不用说瑞士银行为获取承销商资格而埋的单了。至于刚刚与工行签署战略投资协议的高盛、安联和美国运通，更为明显。

　　无论怎样，这些参股机构，与市场期待的战略投资者形象差距较大。

　　“我们必须弄清这些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战略意图和战略策略，对方在中国市场不同的发展战略和竞争策略往往已经决定了其与中资银行合作的方式。”中央财大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贺强说。他认为，就目前而言，境外投资者在中国的战略意图不外乎有以下几类：谋求对中国银行业的控制；抢占中国金融市场份额；在对中国银行业输出管理经验与实施技能援助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拓展自身的业务领域和盈利空间。

　　对于中资银行，建行行长郭树清也阐述了清晰的战略意图，“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不是为了吸引更多资本，而是为了引进更好的产品、经验和管理”。

　　而这之间明显存在对冲。据参与了建行与花旗谈判的法律人士透露，一谈到引进产品、经验和管理，双方发现谁都想获得未来更大的控制权，“中方希望借助外力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甚至国际竞争力，而外方只愿意把中方在其全球战略的安排计划内成长和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股权换技术”还是“市场换技术”，今天国有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一幕，早在10多年前中国汽车业已经发生过了。一位当年参加引进外资的汽车管理人士为记者回忆，“原想我们的股权最起码也要达到50％左右，因为无论是资金，还是设备、厂房情况，我们都有足够的筹码，况且合资公司的前景相当乐观。但外方始终不让步，因为技术掌握在人家手中，如果外方不达到他们的目的，肯定不会将技术给我们。”

　　为此谈判曾一度中止过，最后没有办法，中方做出了让步。最后外方股权比例为67％，中方股权比例为33％。他痛心地说，“在这场谈判中，中方失去的不只是利润，最关键的是对技术的控制权。合资公司虽然成立多年，但外方始终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闭。”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李维安作为公司治理的权威人士非常赞同这个忠告，他告诉记者，问题的根源在于，目前的银行业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政策基本上是一个外资的导入政策，解决的是“把能请的都请进来”的问题，而现在中国银行业市场已经是“能进来的都进来了，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时代。

　　按照现行的外资金融机构入股比例不超过25％、单个机构入股比例不超过20％的规定，外资金融机构取得中资商业银行的实际控制权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中资银行的股权比较分散，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不高，股份转让的意愿强烈，那么，外资的比例虽然不超过20％或25％，但仍可以实现对中资银行的控制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外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中资商业银行都是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效益比较好、历史包袱比较轻、有着良好发展前景的国内中小商业银行。这些银行掌握着我国最好的一批金融客户资源并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有力竞争对手。

　　而且，外资在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同时，也可能附有许多不合理的条款，借此推行他们的战略目的，“比如，有的外资银行在入股中资银行时，会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有的外资银行会借注入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名义，高价兜售他们的某些专利、产品、管理系统等，中资商业银行必须每年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有的外资银行可能压制中资商业银行自身的创新和业务发展，按照其全球战略来设计合资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规划，将中资商业银行演变成为外资金融机构的一个分支机构；还有的外资金融机构可能把中资商业银行作为其转嫁风险的一个工具，将其在全球市场上的金融风险转移到中资商业银行身上。凡此种种，稍不注意防范，都会极大损害中资商业银行和中国金融业的安全。”

　　最让其担心的是，中资商业银行引进、吸收、消化和自主创新的关系问题，“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把自己现在拥有的静态优势转化为动态优势，甚至在引进的同时，放弃了自身值得保留的优秀传统，失去了继续创新的动力和压力，长此下去，中资商业银行只能成为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一个分销渠道。”

　　也正是在谈判中遇到了这些现实的碰撞，建行和中行不得不“招赘”了更多的财务投资型战略投资者。但不知这是否能够“倒逼”中国银行业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波折中学会自立自强。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