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特约记者 曹兼士

　　健力宝第二？！

　　“希望健力宝的悲剧不要在我们这里重演！”这是中国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冯根生面对本刊的第一句话。

　　冯根生，熟悉国企改革历程的人们大概都会记得这个名字，尽管随着时光流逝，这个名字或许已经显得模糊，遥远。但小平同志生前一直记得很清楚：“冯根生，我知道，做药的。”不错，经过34年努力，“做药”的冯根生将一个中药小作坊带成了全国中药业的领军者——中国青春宝集团，去年利税5.2亿。

　　但之所以很多人会记得这个名字，则恐怕更多源于1988年，冯根生曾跻身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而历经17年的世事变幻、风雨沧桑，那个光辉的群体中目前仍然活跃于管理一线的，仅存两位：一位是青岛双星的汪海；另一位，就是青春宝的冯根生。

　　如今，冯根生已然71岁。

　　然而，2005年5月的一个响晴，当本刊记者见到冯根生时，不禁吃了一惊：这个健步如飞、声音洪亮，穿着横条短袖T恤、白色休闲裤的高个子男人，怎么看也难以想象竟是位古稀老人。

　　冯根生对过去的事是不愿多谈的，不仅仅因为“好汉不提当年勇”的古训，更因为眼下的青春宝正在面临“是生存，还是毁灭”的改制坎儿。——如何让青春宝永葆青春，如何让中药进一步走出国门，才是他目前最关心的。

　　冯根生动情地说：“我不想让青春宝毁在我手里，不想让中药毁在我手里！”

　　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冯根生在步入“心如止水”的年龄时仍如此激动似火？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危机使得冯根生竟直判青春宝就是“健力宝第二”？……这恐怕还要先从冯根生与青春宝曾经发生过什么说起。

　　变则通的童工厂长

　　从冯根生并不丰富的资料和青春宝副董事长黎豫杭对峥嵘岁月的回顾中，本刊大体勾勒出了冯根生和青春宝的历史。

　　冯根生出生于一个三代相传的中药世家，祖父、父亲都曾是由清末“红顶巨商”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的老药工。1949年1月，14岁的冯根生穿着一身长袍进入胡庆余堂，成为胡庆余堂的末代弟子。在三年的学徒生涯里，他煎煮了12万贴中药汤剂，扎实掌握了药行里所有传统炮制法，深得其中真谛，成了胡庆余堂的一代传人。

　　为什么小学没毕业就开始工作？冯根生说：“就一个字——穷。当然，穷不要紧，‘穷则思变，变则通’嘛。”后来记者在总结冯根生一生的事业时，常常想起的正是他这七个字。因为，这正是冯根生一生矢志于改革的原动力。

　　1972年，杭州市中药二厂成立。中药二厂的前身，就是胡庆余堂位于杭州西郊的一个简陋的制胶车间。所谓为厂，其实只有一栋破厂房、几只铁锅、数眼土灶而已，净资产18万元。37岁的冯根生临危受命担任厂长。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荒诞岁月里，冯根生开始了创业征程：1972年到1976年，为了解决人才短缺之困，冯根生冒着被批斗的风险从全国延请了36名“臭老九”，开始研制新型中药试剂。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期，冯根生又率先在中药二厂打破大锅饭，引进全员合同制；为反对上面“婆婆们”对企业经营的不合理干预，冯根生干脆公然“罢考”。此事经《人民日报》披露后，冯根生一时间成了全国极具争议的风云人物。

　　当本刊问及冯根生为何敢于冲破层层阻力，甚至对抗全国通行的做法时，冯根生笑道：“我童工出身，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我怕什么！”

　　增值的合资

　　1989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种种原因，国有企业的经营普遍陷入低谷。对以保健药品为拳头产品、出口占产品很大比例的中药二厂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到1990年时，全厂利税总额只有500万元，不足1988年的1/5！

　　导致困局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合资、民营、乡镇、校办企业就能够经住风浪，甚至如鱼得水？冯根生打了一个比喻：国企和民企比起来，就好像两个运动员赛跑，国企穿着棉衣棉裤，而民企穿的是裤衩背心，前者当然跑不过后者。

　　经过深入思考，冯根生认为：关键在机制。只有改变机制，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于是，合资成了冯根生解决机制弊端的“胜负手”。

　　消息一经传开，上门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跨国公司，合资的条件也如出一辙：青春宝按帐面净资产入股、原有品牌一起加盟。冯根生坚决拒绝“那样”的合资。他认为：合资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决机制问题，不仅不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还要通过合资使其升值。否则，所谓“合资”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中国人沦落为外方的小伙计。

　　几经思索，他出手了一招妙棋：在中药二厂之上，成立青春宝集团公司。参与合资的是中药二厂，而非集团公司。“这样”的合资后，作为国有企业的母公司，仍然具有品牌、秘方的所有权，同时确保了中方资产所带来的利润仍可以归拢到国家手中。

　　经多次谈判，杭州市中药二厂最终和泰国正大集团合资成功，成立了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合资时，中药二厂帐面净资产只有4600万，经冯根生力争，未上帐的土地开发费、新品开发费、绿化雕塑费等也一一进入了评估范围，结果评估出了1.28亿！最终，正大集团收购其中60%股份，原有的以冯根生为代表的经营团队保持不变。“为了争取企业自主权，我不得不这样做！从此，青春宝再也不用担心一夜之间主管部门就可以随意取消我们的自营出口权了！”冯根生一语道破合资天机。

　　有研究中国企业发展史的专家后来评论：冯根生的确精明得可以，经此合资，青春宝一下子就取得了产品的出口权、经营自主权等国有企业梦寐以求的理所应当的权利。

　　而冯根生之所以能下出如此妙棋，其背后的动力正是他对国有财产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

　　“儿子”兼并“老子”

　　与此同时，杭州城的两家中药企业的现实处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1972年冯根生与胡庆余堂分家吃饭后，中药二厂先后进行了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经营机制、销售体制等全方位的改革，而胡庆余堂固守原有的生产、经营方式，改革的速度、深度、广度上总是不到位。分家24年后，胡庆余堂和青春宝在利税方面的差距已经达到了100倍！在企业经营陷入低谷时，胡庆余堂仅负债就高达9000万元。

　　地方政府当然不忍心让胡庆余堂这块金字招牌就此湮没。于是，杭州市政府决定：让青春宝和胡庆余堂实行“联合”，后者加入前者，仍由冯根生出任掌门人。

　　冯根生接受了政府的决定。针对胡庆余堂的现状，冯根生开出了“转换机制、擦亮牌子、清理摊子”的12字“药方”，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具体怎么做的，冯根生说：“其实很简单，青春宝就派过去了几个高层管理人员而已。”

　　人，决定机制，而机制决定了命运。

　　胡庆余堂在并入青春宝的第二年，便实现了销售额、出口额、上缴利税的三大突破；之后，又迅速将胡庆余堂的连锁分店开遍了浙江省内外以至于印尼等海外市场。

　　继“青春宝”荣获中国驰名商标后，2002年，“胡庆余堂”也喜获中国驰名商标。就此，青春宝集团也成为我国唯一一家同时拥有两个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2003年，胡庆余堂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胡庆余堂从此打造了一条从药材种植、饮片加工、成药生产、零售、医疗门诊乃至工业旅游的完整的中药产业链。至此，胡庆余堂的牌子重放光华。“面对胡雪岩的塑像，我终于无愧了……”冯根生说。

　　这是一场被业界称作“儿子”吃掉“老子”的兼并。但冯根生说：市场经济不承认论资排辈，别说“儿子”吃掉“老子”，就是“孙子”吃掉“爷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

　　而冯根生派了几个人就解决了胡庆余堂濒临破产的危机，则有力地证明了企业经营者的价值。一切天上地下，只因寥寥数人而已。

　　人，是最重要的。为了进一步调动企业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力，1998年6月，冯根生在青春宝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员工持股运动。最后，冯根生作为企业员工之一，与所有员工一起，购买了50%的国有股。此举后来在浙江全省掀起了一股国有企业员工持股的热潮。

　　也正是在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正大集团不得不从中国大量撤资，正大于是出让了大部分与青春宝合资企业的股份给上海实业。截止1998年底，合资公司的股份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上海实业（55%）、国有（20%）、员工持股会（20%）、正大集团（5%）。

　　保护好心脏，尽管飞！

　　鉴于冯根生为企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各种荣誉也滚滚而来，其中有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称号，也有中国经营大师的称号。

　　当本刊记者问到冯根生管理思想的核心时，他说：“一严、二爱、三和谐。没有严，就会乱套；没有爱，就没有归宿感和幸福感；最后的目的是达到和谐的状态。”冯根生解释说：他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这个理念十多年前就形成了，并不是专门针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潮流“应时”提出的。

　　综观冯根生的一生，可以说，他每次改革的做法都是超前的，于是，围绕冯根生改革的争议也从未停止过。不过，冯根生也有一个出名的论调：“中国是枪打出头鸟的地方，但只要我保护好心脏，快速地往前飞，飞出了枪的射程，我就活下来了”。而冯根生所谓的“心脏”，就是“不为私”。

　　冯根生的办公室和旁边的会客室都很小，是当年中药二厂的老房子。在他十来平米的会客室里，摆放着几件中纪委浙江培训中心送他的礼物，其中一件是一幅书法作品，上书“认认真真做事，规规矩矩做人”12个字。冯根生说：这是他在中纪委讲课后纪委送他的，他非常珍视这件礼物——因为这12个字正是他的座右铭。

　　激情正在冷却……

　　但是……

　　“我现在是在凭良心工作……”当冯根生对本刊道出这句话时，充满了悲情。

　　据冯根生透露：为了进一步发展中药事业，将经营者利益和企业利益捆绑起来，2003年杭州市政府曾同意出让剩余的20%国有股给现有经营管理团队。管理层当时与政府商定：在管理层完成预期经营业绩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分3年认购国有股份。2004、2005年的认购比例都是6%，2006年认购8%。这个方案已经市政府形成决议，管理层也因此已从银行贷款2300万以用于支付首次认购资金。

　　但前不久，“上面”又忽然单方面否决了原有决议，倾向于用最新政策（即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国有股份。“我们的贷款在天天产生利息！而管理层收购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搁浅，我们该怎么办？！”冯根生对此非常着急。他同时强调：“管理层持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营自主权，为了将青春宝这个民族品牌世世代代传下去！”

　　为此，我们查阅了2005年4月国资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的《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其中第三条规定：“可以探索中小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冯根生说：虽然青春宝严格地讲还是中型企业，但根据国家对中小企业标准的规定（“职工人数2000人以下，或销售额3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40000万元以下”），青春宝又不属于中小企业了，所以只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

　　而《暂行规定》第五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管理层应当与其他拟受让方平等竞买”（即冯根生所谓“公开拍卖”）。但是很显然，如果完全采用公开拍卖的方式，作为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冯根生团队根本无法和外来投资者竞争。冯根生认为：如果按现有的说法拍卖，最终的买家很可能是一个（健力宝）张海式的人物。“难道有钱就能说了算吗？！”冯根生愤愤难平。

　　青春宝集团副董事长黎豫杭认为：如果青春宝被一个根本不懂中药的人甚至张海式的人物买走的话，青春宝面临的必然是死路一条。

　　中药是个激烈竞争的行业，冯根生把青春宝带到了今天，可以说没有冯根生就没有青春宝。冯根生和现有的管理团队倾注了多年心血在青春宝上，有钱你可以买走青春宝的工厂，但你能买走中药秘方和对产品质量精细的掌握吗？

　　黎豫杭同时认为：青春宝和关乎国家发展的国有重工业企业不一样，青春宝从一开始就没有要国家投入一分钱，如果在国企改制的问题上一刀切，冯根生及其管理团队丧失利益事小，青春宝这个经过大家几十年奋斗才创立的名牌面临灭顶之灾事大。未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主要体现为品牌企业的竞争，如果中国的名牌因为改制纷纷凋敝，那么中国经济的前途何在？如果真要“这样”转制，最终政府、员工、投资者又会有哪一家能满意？

　　对国企改制，冯根生还有一个比喻：国有企业好比冰棍，因为担心被自家人吃了，就只有捏在手里，最后，冰棍还是化了。但是一追究起来，谁都不负责任，因为大家似乎都没有做错什么。

　　可是对于已为国有企业的发展付出毕生心血的企业家来说，却不能不感到痛心……

　　谁来为社会资产增值负责？

　　在本刊深入解剖“两宝”（青春宝、健力宝）案例以后，记者抚笔深思，不禁想到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除去外国资产以外，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民有资产是否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社会资产，而社会资产能否被称为人民资产呢？

　　如果上述命题能得以成立，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命题是：如何保证社会资产的增值，进而提升中国企业以至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呢？

　　在上世纪初爆发的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有一位著名的思想人物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那就是“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小平同志也曾指出“不争论、埋头干，发展才是硬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说到底，还是人民的企业。如果过多的纠缠于企业姓“国”还是姓“民”，并在这个问题上空耗时日，最终丧失了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谁能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呢？

　　在国企改制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我们认为，提出社会资本这个看似新鲜的命题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我们如果只考虑到国有资产一时的增值，不考虑到国有企业到底应该由什么人来掌控，最终可能导致社会资产的流失。道理很简单，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过20多年的历史，国家和人民都不富裕，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总体上讲是富余的。在国有产权出让的过程中，如果唯钱是论，国有企业很可能落入外国资本的掌控之中。近几年，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有识之士也曾多次指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军事途径侵略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事实上，他们正在通过资本“侵略”后进国家。而这种“侵略”是无声的。前几年学界和企业界都在呼吁中国要警惕拉美化，如何抵制拉美化浪潮，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不用举太远的例子，如果我们把眼光移向二战后的日本以及此后的韩国，我们从日韩企业崛起的历史经验中能学习到什么呢？经验很多，但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公平的基础上保护民族企业、民族品牌和本民族人民的资产，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地激发人民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国有资产出让给管理层和职工，表面上是将社会资产的所有权划归人民，实际上这部分资产仍然属于社会。但是所有权归属的转移却能够极大的激发社会的活力。国资委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是就曾经讲到：“从1998年到2002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从6.5万户减少到4.3万户，减少了34%；但实际利润从743亿元提高到2636亿元，增长了2.5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国家也是如此。

　　正如对中国汇率改革的态度一样，温家宝总理近日多次指出，中国汇率政策如何改革，不会屈从于外国的压力，而应该基于对中国国内基础金融改革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人民币近期不会升值，从而保证了中国金融以至经济秩序的健康、稳定、发展。可见，政府政策的制定非常关键，对汇率改革如此，对国企改革也是如此。所以，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而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当然是保护人民的利益。

　　“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如何将中央的精神落到实处，看来，关键是要做到实事求是。

　　为管理层收购一辩

　　国企产权改革如何推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即3号令）和《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是指导国企产权改革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暂行办法（规定）出台后会对国企改革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国企改革的实践中又会衍生出哪些问题？

　　质疑：政府的角色定位

　　在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显然，目前国资委代表政府履行着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角色。国资委的职责在于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既然如此，说明国资委是国企产权改革的利益相关方之一，甚至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但同时国企产权改革政策也由国资委制定，似乎不太合适。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在运动场上，运动员是不能兼任裁判的。要做到结果的公正，操作程序的公正是必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现代政府的角色定位是超越各参与方利益的裁判者，其最重要的职能是营造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那么就需要政府完全站在人民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来看问题，就需要有更科学的态度和更宽广的胸襟。不能只看到短期利益，而应该着眼于社会资产的增值和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当然，如果国资委仅仅代表国有资产拥有者，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市场规律来看，资产的流动也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国有资产可以向民间流动，民间资产也可以向国家流动，但流动并不等于灭失。

　　关键：国民待遇

　　中国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自然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就要求各种所有制企业都应该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新的国企改制政策是否完全体现了国民待遇精神？其它所有制企业是否已经完全享受与国企平等的政策待遇？

　　事实上，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民企和国企在贷款、行业准入、税收优惠等方面国家仍然采取的是区别对待的做法。既然是区别对待，就不能说是国民待遇，这对国企的长远发展也是不利的。如果说一定时期实行区别对待是必须的，那么，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则应该逐步消除制度壁垒。

　　呼吁：诊视企业家价值

　　企业的灵魂是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最终体现为人才实力。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应该充分尊重人力资本的价值，而企业家是人力资本价值的集中体现。比如对青春宝而言，可以说，没有冯根生，就没有今天的青春宝。如果在国有股份转让的过程中，简单的实行公开竞卖，因为参与竞买的各方起跑线的不一致，就很难做到公平合理。因此，对企业家的历史贡献和价值进行量化是有必要的。

　　企业家价值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体现。比如给予一定的政治待遇和荣誉。但是物质激励也不可少，对于物质激励，当前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所谓管理层持股，二是实行较为合理的绩效薪酬；三是对曾给企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家一次性支付一笔奖励费。其实，具体采用哪种办法并重要，重要的是应该将对企业家价值的承认落到实处。当然，如果这个企业卖给了外来投资者，考虑到资本价值的最大化，投资者在对职业经理人的选择上自然会实行市场化。市场化选择经理人本身并没有错，但新老板是否留用原来的管理层就成了未知数。况且对像冯根生这样为国企奉献了34年、工龄达57年的企业家，绩效薪酬并不能补偿其历史贡献。更何况一个已经71岁的老人又还能为企业工作多长时间也是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公平：国企改制的关键

　　如果说，大多数企业的国有产权都应该出让的话，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卖，而是应该怎么卖的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是大势所趋，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公平。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公平原则。对于曾经为企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家和员工，应该给予一定的股份或现金补偿。如果给予股份补偿，可以实行优惠价格购买，甚至可以免费赠送。其余部分可以通过市场竞买，引进外来投资者。

　　也有人认为对现有国企的国有资产应该进行科学评估。对经营得非常好的企业，说明管理层对企业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应该鼓励管理层和职工购买股份。如果购买者暂时拿不出购买股份所需资金，可以分期付款，也可以实行期权激励。对经营得一般甚至比较差的企业，可以实行公开竞买，也可以卖给外国投资者。像健力宝张海式的投资者不能算真正的投资者，只能算是骗子。因为他没有真正将自己的钱支付给国家。而真正的投资者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不会任意糟蹋自己所购买的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国企应该卖给有能力经营好企业的经营者。当然，有能力经营好企业的经营者也不仅仅是现有的管理团队。所以对购买者的资质认定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要做到公平合理，在国有资产卖给谁的问题上就不能“一刀切”，应该倡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具体问题。但至少有一点，要充分考虑职工利益。因为他们是并不沉默的大多数。经济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如果因为改制损害了职工利益，很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而动荡的社会是根本谈不到效率的。所以现在中央提倡效率与公平并举的改革思路是非常好的。

　　心态：国企功臣的必修课

　　国企改革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会有人付出代价。一方面，这个代价越小越好；另一方面，国企管理者也应该尽量平衡心态。因为在民企和外企里，职业经理人是没有资格向老板要股份的。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适者生存。中国的国有企业家普遍缺乏职业经理人意识。

　　另一方面，即便实现了国有股权向管理层转让，企业家马上就会面临从具体的经营管理者向企业所有者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否能够顺利完成，需要企业家调整心态。只有心态调整好了，才能成功实现角色定位的转变。此外，在完成管理者向所有者转型的同时，还有一个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就目前已经完成管理层收购的企业来看，也有一部分企业家的角色转型是不成功的。所以，国企改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是不能分开的两个命题。这也是国资委减慢国企改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保障：配套改革必须跟上

　　既然是改革，从宏观来看，必然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损。如何将受损面控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社会保障体系自然就成了社会的润滑剂。目前，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的建立总体上讲还是相对落后于改革的发展速度的。要真正实现国企改制的圆满成功，诸如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必须加速。所以，国企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不能割裂开其它配套改革而孤立的推进国企产权改革。

　　现代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上，政府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责任编辑：李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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