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这是无须质疑，也是令中国人高兴的事实；但与此同时，为中国经济高增长作出重要贡献的劳动力低廉等比较优势，正在递减，而能源、土地资源及水资源的紧张，导致经济总体成本急骤增长。高增长与高成本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的现实难题。

　　我国经济发展已同时进入“高成长期”和“高成本期”。一方面我国经济仍处在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仍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递减，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增加，发展的总成本进一步推升。这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矛盾。

　　经济仍将快速增长

　　从经济成长趋势来看，决定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非但没有减弱，而且得到进一步强化。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经济增长前景分析”做出的结论，“十一五”期间以及2010－2020年，我国经济仍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其中“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增长8%左右。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仍然是资本的快速积累，其贡献率进一步增强。

　　此外，城市化、人力资本投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技术创新等因素，也进一步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进一步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有利于促进经济加快发展的各项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将推动全社会的投资发展热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环境。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经济会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

　　经济增长的成本也快速增加

　　但是，受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总体成本也在上升，发展的约束条件进一步强化。一是比较优势递减，生产要素价格低廉将不再成为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增长的初始阶段，主要依赖于劳动力廉价优势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的较低价格水平，由此支撑了这一阶段的高增长。但是，现代产业发展已经从大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定制，而现代企业竞争也从成本和价格转向核心竞争力。竞争的实质不在于短期的利润最大化，而在于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并形成持续竞争优势。因此，生产要素价格低廉只能成为一个参考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

　　事实上，从中国经济发展来看，低工资优势已经开始转化。虽然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在国际比较中仍比较低，如在美国每小时工资约16美元，在墨西哥约4美元，中国约0.50美元。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东盟一些国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程度提高，其中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比我们更具竞争力。如果联系到生产率来看，情况就更加不同。以1998年为例，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但是考虑到生产率因素，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是中国的1.3倍。日本，这两个数字是29.9和1.2；韩国分别是12.9和0.8，劳动力成本反而比中国还低20%。所以，当人均GDP越过一千美元以后，随着收入和福利因素的增加，在比较优势递减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成本也在上升，其中占较大比重的是劳动力成本。近年来，在我国GDP构成中，劳动报酬约占到一半，2003年这一比重为49.6%。2003年在我国出现的“民工荒”，导致企业缺工的直接原因就是工资低、待遇差。据广东省工会部门对全省12个城市的调查，民工月工资在800元以下的占总调查人数的48.2%，1200元以下的占78.7%，而同期广东全省在职职工月平均收入为1675元。民工对提高工资的诉求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事实。说明低工资时代已经过去，这一比较优势至少是在一些发达地区开始逆转。

　　更严重的是，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能源资源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的严重依赖，使得这种增长越来越接近资源和环境约束的边界。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紧缺的矛盾十分突出，给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带来一定的影响，引发了一定的社会矛盾。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来实现的，20世纪后20年，我国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持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经济增长中的95%的能源和85%原材料来自于矿物资源，除煤炭及少数小宗矿产资源外，绝大多数资源的人均拥有量，都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从而需要大量进口。据预测分析，我国主要矿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呈快速提高的趋势，而且有些品种从自给自足到净进口。以2000年的基础数据为准，预测2010年和2020年主要矿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分别为：石油从31%增长到41%、58%；铁从33%增长到34%、52%；锰从16%增长到31%、38%；铜从48%增长到72%、82%；铅和锌从自给分别增长为45%、52%和53%和69%。按目前的增长消耗预测，我国的能源资源将难以为继。以石油为例，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能源报告称，中国剩余可采储量为23.8亿吨，以目前的产能计算，14年后出现石油枯竭局面。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估计，如果一切照旧，到2020年，石油外部依赖率将达到75%，而这个数在1995年仅为7.6%。据剑桥能源研究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占全球新增石油需求的40%。

　　此外，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锐减，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我国水资源总量2.8万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目前，我国缺水总量约为300亿－400亿立方米，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我国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只有1.41亩，并且耕地后备资源十分紧缺。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用地粗放、浪费，已经造成严重后果，土地承载压力空前突出。我国东部一些省份在率先开放的同时也付出了昂贵的资源代价。如浙江省从1979年到2003年，耕地面积减少了726万亩，相当于2003年全省实有耕地面积的30.4%。森林面积由1995年的639.7万公顷下降到2001年的554万公顷。2003年全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231.68亿元，占GDP的2.5%。

　　为此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整个社会真正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由过去主要靠增加投入、扩大投资规模，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低，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大，经济整体素质不高，竞争力不强的粗放式增长，转变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低代价增长。要以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以提高资源生产率和降低废弃物排放为目标，推动技术创新，建立节约机制，形成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坚持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市场竞争力。

　　（作者为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