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大棋局里，珠三角和长三角一直是两颗最为重要的棋子，动一子而满盘活。然而，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论及正在编制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时，说到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将成为区域规划的重点关照对象。这个意思，到了天生偏爱“戏剧感”的媒体嘴里，便直接表述为“国家重点关照的四大经济区中，多了成渝，少了珠三角”。“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区‘极点’之一的珠三角渐次淡出”。

　　这难免让不少人“吃惊”于“珠三角的出局”。

　　其实，在由此而引发的讨论越发热烈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回顾珠三角走过一条与内地改革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中国经济改革25年，其增长动力大约经过了三次变迁，一是在农村实施土地承包制度，二是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三是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迅猛增长。这三轮变迁中，起码后两者，珠三角都充当了排头兵与急先锋的作用。尤其在那个可以被视作“经济改革的早春二月”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珠三角几乎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符号与坐标。一本由美国人撰写、并于20年前热销中国的书，以它的书名《先行一步》，生动表述出那个年代珠三角所标示的形象。

　　有人这样评说，在珠三角地区，总是资本先于概念，市场先于舆论，企业先于政府。

　　在内地，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而在珠三角，改革则是自下而上。在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创造了“放水养鱼”的致富经验；在上世纪90年代，珠三角尝试了“靓女先嫁”的产权变革；在“姓资姓社”的思想交锋中，珠三角摸索出“不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智慧；在新世纪，珠三角率先掀起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

　　改革的路径，很容易被抽象成第一推动力的结果，正是为一系列的改革实践，使中国告别了个人崇拜、计划经济崇拜与所有制崇拜。

　　换一句话说，回顾25年，珠三角对中国改革的贡献，就一再表现于用微观的实践，丰富了宏观的理论。

　　以此观之，珠三角已经为中国改革25年，做出了标杆式的贡献；以此察之，它在取得令人眩目的经济成就之后，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中国经济的双发动机（珠三角、长三角）。

　　当然，正如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我们每个人都在感知着急速社会的变化一样，随着渐渐透露出来的十一五规划轮廓，亦让我们感知到在未来的经济版图上，珠三角的地位亦在发生微妙变化。

　　事实上，没人否认中国的经济发展空间在这几年又有了巨大的成长，各经济区域的新发展观亦呈现多元化取向。有人甚至将近些年暗战不断的区域经济间的较量称之为“制高点”之争。但在分析中国经济版图变迁的时候，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此消彼长的过程。

　　因为这种多元毕竟是很表面化的，真正理性的思考者，谁会把类似于“谁是未来经济之都”、“山东GDP超越广东”之说当成评判珠三角经济盛衰的标尺？

　　有人这样的评价，“中国70%的媒体对于珠三角的认识仍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水准”——满地的摩托车与穿梭的出租车，与其他城市一样在改革开放后拼命毫无章法地建设的混乱景观、蓝玻璃与鳞次栉比同样杂乱无章的大广告牌——的确，多少年来，这似乎已经构成了北方媒体对珠三角的最后印象。其实，珠三角的这种形象正在发生变化，珠三角在经历了一段长达20余年的叱咤风云、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之后，正逐渐步入规范化时期，由此也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最大特征，就是要抛弃“遍地英雄皆风流”的戏剧感观。

　　无论怎样变迁，我对珠三角的一点是坚信无疑，以它足以傲视群雄的经济总量，以它日渐成熟的内生性发展机制，谁也无法使它变更其前进路向。这一点最可以类比的，就是发生于两年前深圳的那场大讨论——深圳，谁将把你抛弃？其结论是如此不言自明，除非自弃，谁能将你抛弃？

　　事实上，经济领域自有其规律可寻，如果说改革之初，发展尚需以政策导向为主，那么时至今日，经济越来越仰赖于自身的内在规律。还可以让人想象的是，当一个区域已经长成经济的庞然大物，光凭自己的惯性之力，便足以令世人侧目。

　　所以，媒体如果仅以追求戏剧感为目的来关注珠三角，很可能并不了解珠三角社会的运转之道。

　　事实上，如果说勇气与努力或许是多年来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到如今，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即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已成为最大的挑战。

　　谨慎一些的看法是，“对珠三角的任何过多判断，仍为时过早”。

(责任编辑：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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