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已达20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19％。昨天，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5年亚洲教育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我国还将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到2020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的目标。（10月16日《北京晨报》）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亦即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规定年龄组人口数的比率，通常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都在高教毛入学率增长问题上明争暗赛。据媒体报道，上海现在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55％，居全国之首，北京与天津也超过了50％，如今各地又开始制订自己的目标———江苏要在2010年高教毛入学率达到40％，这不，教育部也就毛入学率提出了2020年的宏伟目标。

　　　 制订超前规划教育目标的利弊暂且不说，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高教毛入学率不是一个孤立体，如果没有经济、法治、社会保障等综合条件跟进的话，其推进效果便会大打折扣，甚至南辕北辙。特别在各地盲目攀比的氛围中，靠行政力量的推动，一方面可能会造成弄虚作假的泛滥，另一方面，其隐性成本很可能会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蒙受灾难。

　　　 众所周知的一项隐性成本是：不顾公共财政现状的“大跃进”造成的教育不公。在我国公共财政制度尚不完善，公共教育经费也不充足，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发达地区或许尚能支撑，贫困地区只有捉襟见肘。硬着头皮的盲目攀比中，只能使既有的教育不公雪上加霜。

　　　 毛入学率增长的隐性成本还有高等教育的低质量化。在高等教育培养模式上，许多发达国家采取的是“宽进严出”制度，这样便保证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与高质化的同步。同时，一条完善的产学研机制，能使高教与社会自然完成衔接。而我国目前通过扩招的方式在学习发达国家“宽进”的同时，而忽略了“严出”，这必然导致高教质量的下降。

　　　 由于这些隐性成本是比较难以计量的，所以还没有被教育部门及监管机构重视。一方面，毛入学率增长背后隐性成本的承担者是学生，是社会，而不是教育及管理部门；另一方面，毛入学率的高低代表着行政部门的政绩，它们能从中获益却无须承担成本。

　　　 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追逐当中，我们看到了各级教育部门的浮躁。瑞士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最低的国家，但却是人均GNP最高的国家之一，俄罗斯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1985年就达到54．3％，但人们的经济与生活水平却相形见绌。可见，高等教育要想获得发展，必须摒弃玩“数字游戏”的陋习，从提高教育质量、优化教育资源、消除教育不公、防止教育寻租等方面入手。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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