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现实之小七专栏

　　在“神六”成功发射的当天，我曾建议新闻部门的同事，拿费俊龙、聂海胜两位农家子弟的乡村家庭做案例，仔细算一算: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家庭，即使出了一个国家级的人才，是否一家人就不用再为生活发愁？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光是医疗这一块，只要家里有一个人得大病，在医疗成本急剧上升的今天，即使贵为国家航天员，也未必负担得起毫无医疗保障的父母、兄弟姐妹的医疗费用。当然，现在地方政府一优待，费家、聂家的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

　　但是在其他几位此次落选的航天员之中，如果有农家子弟，只怕他们的家庭还继续处于费、聂两家原来的状况，他们那区区几千块的月薪，根本不可能给予自己的乡村家庭太多的支持。他们的家人仍然不得不和其他的农村人口一样，靠种田、靠外出辛苦打工生活，一人生大病，全家破产。

　　近日，庄礼伟先生在新浪网撰文《放牛班的春天》，希望社会国家给予农民子弟更公平的人生发展环境、竞争环境，让费俊龙、聂海胜这样的“放牛班的春天”大面积降临。

　　庄礼伟先生在文章中还指出，不公平的高考招生比例和分数线，使很多农家子弟无辜地失去了进入“社会主流”、“中产”的机会。“农家孩子是带着愤怒和不服气的心态留在乡间，或升入大学的。”

　　愤怒和不服气，其实倒未必那么强烈，因为农家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受到了怎样“不公平”的对待。而且，一个农家孩子即使获得了发展的机会，成了“社会主流”或“中产”，这种“不公平”也并没有就此消失，加诸在其家庭头上的种种城乡差别，仍然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巨大的心理阴影。

　　也就是说，即使“放牛班”的孩子飞上了天，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也还在田野里“放牛”。如果“放牛班的孩子”没有成为官员、富豪，没有进入高薪阶层，那么，他就将永远承担着这个巨大的压力。这是费俊龙、聂海胜们的城市出生的同事们所体会不到的。虽然，今天的城市平民家庭也越来越看不起病了。

　　至于庄礼伟先生指出的，有幸读上大学的农家子弟中的许多人，往往也“郁积了各种心理疾患:自卑、自闭、敏感、多疑、脆弱、抑郁”，这一点，在费俊龙、聂海胜的时代，乃至更晚一点的时期，其实是不那么强烈的。至少在十几年前，本人读大学的时候，并不觉得城里的同学比我阔到哪里去，大家都是靠学校发的粮票吃饭、换香烟抽。

　　在这一点上，今天的城乡差别，乃至城市里的贫富差别，变得更加残酷，更加压迫乃至扭曲弱者的心灵；而过去那个城里人和乡下人一样没钱的年代，简直“公平”得让人怀念。

　　(作者系上海媒体从业人员)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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