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来，农民工的血汗劳动和低廉工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他们却由此受惠不多

　　生，或者死，这是一个问题。

　　含辛茹苦几个月，却拿不到工钱，生活陷入绝境，激愤之下连杀四人，甘肃农民工王斌余案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一个本来在司法上毫无悬念的死刑判决，在舆论的追问之下却显得可疑起来。

　　对王案的讨论，涉及司法与媒体的博弈，民意与法律的冲突，个体公正与整体公正的较量。也许，这些讨论最终无法挽回王斌余的生命，但这并不妨碍这次讨论的价值，随着讨论的深入，公众关注的焦点从司法公正转向了社会公正，转向了关注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整体的生存状态，还有在此背景下社会和谐遭遇的严重挑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539元，而同期的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是1335元。这组数据意味着，2004年全国因为雇佣农民工一项就节省了11462亿元的工资开支，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民工的劳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尽管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可他们的孩子却不能在城市上学、家庭不能团聚、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医疗服务、没有就业培训、缺乏社会支持。这就导致他们的基本权利屡遭侵害，甚至剥夺了他们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机会。

　　1980年后出生的打工仔打工妹越来越多，相比他们的兄长父母等老一代民工，我们称他们为新生代民工。现在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已经不再是20多年前的那些茫然、木讷，仅想出来挣点活命的钱的农民，他们是现代传媒和通讯技术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工人阶级，他们有更强的城市生活动机，更不能容忍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

　　事实证明，如果“他们”过不好，“我们”——所谓的城里人也过不好，也许，我们原本就不该分彼此。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发自深圳

　　被忽视的中国奇迹的创造者

　　“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人们在谈论深圳的辉煌成就时，总是提到总设计师的英明，历任领导的审时度势，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中国的大环境如何有利，”刘开明说，“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千百万外来工，其实正是他们，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做出了最大贡献与牺牲！”

　　2005年8月26日，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5周年纪念日。但一位深圳人却对官方纪念方式的某种缺失表达了不满。

　　40岁的刘开明博士是非政府组织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所长，也是其附属的外来工社区学院的负责人，2001年3月成立的这家机构一直关注中国外来工的生存状况和再教育，关注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

　　谈到外来工为深圳、为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刘开明首先一字不顿地给记者复述了一系列数字：

　　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也就是说，因为雇佣农民工，雇主每人每月可以节省796元。全国因雇佣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这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的节省，可以说是农民工的劳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深圳市总人口有1200多万，其中户籍居民只有171万，外来人口中80%是农民工，深圳64%的税收靠制造业，而制造业里85%的员工是农民工；

　　深圳就业的户籍人口不到100万，其中有10万左右是公务员，另外相当部分是各类企业的高管、国有垄断企业员工或个体、私营企业主。深圳80%的税收是农民工所在产业创造的。但是，农民工很少享受他们所创造的税收——2004年深圳税收1183亿元，地方财政开支425亿元，这些钱基本上花在了171万深圳户籍人口身上，其中10万左右的公务员受益最大；

　　深圳是全国少有的几个收外来工子女借读费的城市。算一笔账，深圳800万外来工，子女在深圳的不会超过100万，只要财政拿出10亿，即每位身上摊上1000元，就可解决全部外来工子女上学的问题，同时可以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10亿元，对深圳来说真是九牛一毛。须知，市政府一个幼儿园每年财政补贴就有几千万元；

　　中国农民工群体有1.2亿人，其中进入制造业的占30%，占全国出口加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68%，中国的进出口额11547亿美元，主要靠制造业，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正是农民工，没有这个群体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20多年来，中国农民工为国家经济的迅猛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不享有中心话语权，他们所做的贡献往往被社会所忽视），但农民工自己却受惠不多，犹如他们在城市建起一座座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最终却必须离去，让别人来享用。

　　外来民工的严酷生存现实

　　哈尔滨市最近接连发生两起进城农民工讨薪不成酿成的惨剧：湖北农民胡兴英向工头任某讨要4000元工钱未果，愤而将油漆泼向自己与工头后点燃，结果胡兴英经抢救无效死亡，工头任某被严重烧伤。就在胡兴英不幸死亡的第三天，从沈阳来哈尔滨市打工的曹庆也是因为自己与工友的工钱要不回来，一气之下把一瓶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点燃自焚。

　　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为了索要农民工的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

　　外来工合理的工资报酬权屡屡受到用人单位的侵害，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同工不同酬，外来工虽然从事的是与城市人同样的工作，却拿着不一样的报酬；二是加班不给加班费或少给加班费；三是拖欠甚至拒付工资。

　　近年来，国内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大量增加，其中不乏命案，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甘肃民工王斌余杀四人案不过是最新一例。

　　除了拖欠工资外，农民工合法权益被侵害还表现在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超时疲劳工作现象十分严重，以及由此引发的职业病和工伤频发。2002年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有关资料显示，珠江三角洲的外来工每天工作8小时或以下的仅占三成，其余七成超过8小时，10-12小时者占3成多，12-14小时者占四成多，每月没有休息日者竟占到四成七。同时，他们加班并不一定能拿到加班费，因为一些经营者把加班当成了盘剥农民工的又一手段。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外来女工的工作疲劳度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对来说，国有企业的女工工作最轻松，只有3.8%的人认为“非常疲劳”，觉得“比较疲劳”的也不到三成。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外来妹工作最辛苦，六成多的被访者下班后觉得“非常疲劳”或“比较疲劳”，比国有企业高出三成。

　　1998年11月1日到18日，深圳一家毛绒布织造公司挡车工刘涛，加班时间达到78小时，平均每天4个多小时，20日那天，她因为劳累过度而晕倒，被飞快转动的机器吞掉了双臂。在众多的个案调查中，发生工伤事故的三个最重要原因是工作时间太长、机器失灵和工人没有安全防护知识，其中连续工作时间太长是工人生命的最大杀手。

　　出人意料的是，有调查显示，许多工人还是想加班，常见的说法是，“因为不加班工资很低”，由此可见，雇主把单位时间的劳动报酬压到最低，迫使工人选择用加班形式多挣一点钱。此外，对工人封闭式的管理把各个工厂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工作之外单调而贫乏的业余生活，使他们能够忍受加班的疲劳。

　　有学者指出，农民工的心理特征正像边缘性人格障碍症患者一样，现实对欲望的无法满足带来了他们对现实的愤怒，农民工在对城市、农村双向逃避的同时，也有对城市、农村的双向对抗，如对现实社会的反感、不满及敌对情绪，背离传统道德，代之而起的是欺诈、行骗、及时行乐等极端个人主义等。这一观点似乎在对农民工犯罪问题上得到了回应。

　　学者呼吁，应给予农民工更多的社会支持，增强其耐受、应付和摆脱紧张处境的能力。建议有关部门加强管理，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从而有益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根本解决之道：

　　让农民成为市民

　　“外来工现在考虑最多的不是工资多赚100元还是少赚100元。2001年中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每月800多元，东莞的外来工已经可以达到这个数字，”刘开明说，“如果外来工在城里可以过上小日子，孩子可以在城市上学，家人能够在城市团聚，能够在城市里看病，能够获得各种社会保障，可以在城市安定下来，这个意义远比多赚一两百元工资要大。”

　　“如果阿星与他的父母、姑姑住在一起，就有一个社会支持网络、制约系统，阿星就不可能杀人。遗憾的是，阿星的父母在深圳工作了十多年，仍然不能在深圳定居，社会体制不能给他们稳定感。”

　　深圳市官方几个部门组成的外来工管理课题组于湖南、四川访谈在深打工返乡的“打工者”。许多外来工声称，他们很希望留在深圳，但在目前的制度、政策环境和低劣而不稳定的生存状况下，他们不能不选择离开，因为在深圳户口解决不了、工作不稳定、钱不好挣、干活太辛苦、生活条件差、经常受欺负、人身安全无保障。

　　社会学家们的调查显示，由于农村依旧贫困，返乡的外来工大多数仍然会寻找机会外出打工，打工几乎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但城市又不允许他们定居下来，于是，农民工就只能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退，并随着民工潮的涨伏而钟摆式地在城市与乡村间来回摆动。

　　“由于个人能力、受教育程度、综合文化素养、发展机遇、勤奋程度、职业性质而产生贫富的不均以及收入的差异，是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如果贫富悬殊与身份差异是因为制度设计的不合理而造成的，就是社会的不公正。”

　　民工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是让他们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建立社会支持体系，让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目前，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和城市化适应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大障碍。

　　深圳人经常谈论救助内地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然而在这个城市里就有很多失学儿童：即使父母已在深圳工作了10多年，每年为深圳创造经济财富、缴纳利税，但他们不享有在深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城市不是农民工的家，他们当然也不会全身心地爱护这个不是家的地方。各种犯罪和不文明行为就是农民工过客心态的体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数据，中国现有进城农民工1.2亿人。他们主要是来自中西部贫穷的农村地区，只接受过初中教育且年纪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82%的人到了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福建和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仅广东就占47%，主要分布于制造业（30%），建筑业（23%），社会服务业（10%），住宿餐饮业（7%），批发零售业（5%）。他们已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占全国加工制造业总数的68%，占建筑业的80%，占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的52%以上。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36515亿元人民币，外贸进出口总额11547亿美元。而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主要是密集于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外来农民工。

(责任编辑：单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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