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曾是农业人口为主的社会，为什么两地能成功地城市化？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们没有把人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所有公民能自由选择职业，自由迁徙居住，公民的权利不会因为社会出身而有很大区别

　　■刘开明

　　韩国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虽然产生了第一代产业工人，但人数仅10多万人，其工业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50年代以前，韩国是一个地道的农业社会，全国五分之四的劳动力是农民，其中大多数是小自耕农和佃农，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但60年代开始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策略彻底改写了韩国的历史，大量农村人口涌入汉城、釜山、仁川、蔚山、马山、丽川等沿海城市和出口加工区，从农民子女转变为领工资的产业工人。虽然自诩为农民儿子的韩国总统朴正熙曾出台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政策，但城市收益的增大和农村经济增长的乏力，都使流入城市和工业区的打工仔、打工妹几乎没有了返回农村的意图和可能性。韩国的工业化模式有三大特征：第一，产业转型的迅速崛起伴随着千百万农民工转变成领工资的产业工人；第二，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第三，高度集中于少数地区和城市，产业发展因工业组团和产业带而成为经济发达的城市组团。

　　韩国的工业化历程与中国大陆更为接近。韩国的资本家主要是通过剥削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发展起来的，他们极少关心工人福利，基本上不培训工人，更乐意招聘农村来的年轻女工，压制工人组织，因此到7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工人不愿意在工厂工作的现象，随后不得不大幅提高工资，或把工厂搬迁到中国大陆。

　　相对而言，台湾因土地狭小，加上很多工厂主是从地主转型而来，工厂散布于全岛各地的乡镇，但也形成了高雄、彰化、新竹等新兴工业城市，这些城市的一线工人基本上是来自农村佃农的子女，劳动艰苦程度不亚于韩国以及中国大陆80年代以来的台资工厂。

　　虽然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中，当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工业部门和城市来的时候，发生过罄竹难书的悲剧，但是，这两个地区却用20年时间成功发展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民众生活富足稳定，中产阶级的人数稳步上升，迎来1980年代以后的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的新时代。

　　为什么这两地能够成功地转型为城市化社会？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们没有把人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所有公民有自由选择职业和自由迁徙居住的权利，公民的权利不会因为社会出身而有很大区别。例如，在韩国，由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一些新兴的工业区，也曾出现过交通紧张、教育学位紧张、住房紧张、医疗资源紧张、犯罪率增加等社会问题，但主要是通过市场调节和政府、民间非营利机构合力提供公共服务来解决的。因此，在韩国和台湾的社会经济转型期间，民办的教育、医院、社区服务中心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是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鼓励民间机构培训工人。例如，韩国通过由国家管理的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承担了为整个劳动大军提供培训和提高劳动技能的责任，从而使韩国产业工人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1974年，生产工人当中大约有47%受过中等教育，到1984年，已经有69%的产业工人受过中等教育，在机械行业，高中毕业的工人占半熟练工人的59%，占熟练工人的90%；台湾各县市都建起了不少私立和公立的职业技术学院。到80年代，台湾地区的高等学校已经发展到160多所，中等职业学校更是不计其数。到80年代中期，超过80%的产业工人接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

　　再次，各种围绕进城农民提供服务的微型商业（有点像现在东莞、深圳的无证小店）蓬勃发展，使这些农村进城家庭实现了就业多元性，并在城市扎下根来，直接促进了新兴城市的商业和社会服务业发展。韩国、台湾最早进工厂的工人主要是打工妹，由于工厂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她们在20多岁结婚生子后，几乎很难继续留在工厂，因此微型创业（小商店、各种小服务机构等）对她们维持生计以及家庭团聚就十分重要。由于有这三大因素，农村人口很快就成为城市居民和稳定的城市产业大军、消费大军，他们从中分享到了经济起飞的果实。同时，由于他们经历过艰苦的奋斗，并有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对比，都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支持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到90年代以后，当他们的子女长大成人时，很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这时，虽然工厂已经大半搬到了中国大陆，但他们的孩子仍然能够支持父母的生活，加上社区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所以这些进城的移民生活并没有显著下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或许能够让人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制度弊端，认识到只有让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梦想不再飘泊，整个社会才有可能走出浮躁、暴戾和断裂，实现和谐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单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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