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中共中央再三强调“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并诉诸大政方针，重点帮助那些没有从经济进步中受益的社会成员，必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显著影响。对此，社会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收入分配也再度成为焦点话题。

　　在各种各样的解读中，注意力普遍集中在“有效调节过高收入”上。有学者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而要转移财富阶层的过高收入，不外乎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现在来看，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的重点在于“济贫”，不会太多考虑“劫富”。有人表示，这样的税改，无助于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无助于实现“共同富裕”。

　　其实，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固然亟需提高，但中国对工资薪金实行的是5%至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月薪超过5000元，税率即为20%，月薪超过10万元，税率已达45%，税率不可谓不高，量化手段不可谓不繁琐，是“高收入者多缴税”的典型模式。不过，按照一些人士的理解，这种调节力度显然不足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矛盾是因利益扭曲所致，因此，化解矛盾必须注重社会利益调节。但是，意图用个人所得税来调节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个税问题不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而富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得高收入，也并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

　　公众最为痛恨的，其实是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所带来的灰色财富。过去，主要表现在利用“双轨”价差牟利、利用要素市场化进行“寻租”，现在，更多的表现为土地批租转让和资金信贷等领域的腐败现象。再如，最近的“官煤”撤资一波三折，官煤一刀难以两断。凡此种种，均是对国有资产和社会财富的瓜分。权力紧缩，法律松弛，必然引发广大人民的不满，这才是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诱因。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人士依据自己的个人理解，片面强调以所谓的“罗宾汉税种”实现“共同富裕”，不但无助于维系社会公正，甚至可能会造成人民群众的新一轮失望，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反腐败还将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共需求，这就需要政府提供与之适应的公共产品服务。所以我们认为，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所强调的“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产生、巩固执政党地位的治本之策。

　　另外，我们应该完整地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的表述，将缓解社会矛盾的着力点，从单纯的“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转到“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要求，而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则是一个长治久安之举，因为一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础。

　　这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从哪里来呢？我们认为，它应该从低收入者阶层而来，它应该从“蓝领”劳工阶层而来。当劳工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劳工待遇也会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劳工就有可能逐渐成为中等收入阶层。一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是刺激和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个群体的崛起，可以带来巨大的国内市场。这样，整个社会都将从经济进步中受益。

　　当然，一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也必然有着更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政府应及时扩大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各个阶层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建立新的和谐关系。所以说，缩小社会差距，致力均衡发展，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税收问题、经济问题，它更涉及到公民权利的保障与民主法制的建设。就分配谈分配，没有出路。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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