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农村运动”闻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13日在一篇名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十一五”规划》的文章中，重提“穷人经济学”。他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 （《北京晨报》10月14日报道）

　　对于缩小贫富差距，林毅夫提出的对策是比较含糊的：国家必须让他们（指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快于富人，而“穷人所能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这就需要重点发展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同时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逻辑上说，林毅夫的理论是可行的，但林先生显然回避了造成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一个最为尖锐的问题，那就是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以为，这个关键的问题不被认识到，中央政府拿不出一个有效的对策，缩小贫富差距恐怕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一般缥渺。

　　换句话说，如果仅仅按照林先生的理论，通过发展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让更多的农村流动人口及城市最底层的人群籍此来缩小与富人阶层之间的差距，这似乎更像是赶着牛车与喷气式飞机比赛一样，差距只会是越拉越大，而不会有任何缩小的趋势与征兆。

　　我们看到，在刚刚结束的五中全会以及十一五规划中，中央将加大调节收入分配力度，缩小贫富收入差距列为一个重中之重。这实际上表明，中央已经意识到分配不公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期望通过合理的税赋征收、宏观调控方面的政策，来彻底解决地域之间、城乡之间如同天堑鸿沟一般的差距。而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其根本也正在于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公平问题。

　　按照通常的逻辑，“富人太富”当然并不一定导致“穷人太穷”，但考虑到过去20多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变化是以大幅度提高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同时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为特征的。这意味着财富越来越多地向高收入阶层集中，由此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明显扩大趋势。我们显然不能说“富人太富”与“穷人太穷”毫无关联。

　　而另一个此前已经公诸于世的数据表明，中国城乡统算的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0，目前则已经超过0.45。则更对时下日趋尖锐的贫富差距矛盾拉响了警报。

　　有鉴于此，重点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固然可让“穷人”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但这份收入，还不足以作为缩小与“富人”差距的助推器，真正的助推器，还在于初次分配之后的二次分配与三次分配上，也即通过“打富”来达到“济贫”的根本，如果国家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则缩小贫富差距只能是痴人说梦。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穷人太穷”其实与“富人太富”是息息相关的，林先生提出的“穷人太穷”论与“富人太富”并无关联的观点是片面与错误的。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