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体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理念

　　近期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给予农村更多的关注，在第三部分专门设计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建议明晰了新农村发展思路：在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公用事业，增加农民收入。

　温铁军，知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在农村从事了20多年的调查研究。在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之前，他在农村进行了相关的实践，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因此有了很多思考。10月24日，本报和央视对话节目对温铁军进行了联合采访，请他解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课题。

　　温铁军自称是一个“实验员”，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研究和实践，被誉为“用脚做学问”的学者。何子 摄

　　“建设新农村”体现发展战略转变

　　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综合的，具有统管全局的指导思想，它恰恰符合最近所强调的和谐发展观。

　　新京报：我们很多人都看到在“十一五”规划当中有这样一个描述，那就是新农村建设是我们现代化进程当中重大的历史任务，温先生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看到这样描述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

　　温铁军：非常欣慰。

　　新京报：我们看到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多学者他们的思考和他们的结论跟您一样，也是一个不断跟着实践发展向前推进的过程。

　　温铁军：我想这是一个逻辑递进关系，也是不断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表现。从农业结构调整，到农民增收到现在强调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符合逻辑递进关系的政策提出过程。

　　新京报：在新的历史阶段，提出新农村建设这样一个新的目标，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三农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温铁军：从中央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是我们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新京报：如果不解决会怎样？

　　温铁军：如果不解决，第一，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这几年尽管经济高增长，但是内需就是上不去。上世纪80年代我们曾经有一个很好的黄金增长，那是因为农民收入不断提高，而且当时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增长速度，同时带动农村的消费增长；到90年代，因为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缓慢，于是内需拉动战略调整很难真正见效。内需就上不去，于是现在变成投资推动。这样的结构当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或者很可持续的结构。

　　第二，直接影响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结构性问题。不可能说中国城市都已经花团锦簇的，然后带着一个庞大人口生活相对落后的农村，然后说我们进入了中等发展国家程度，或者说我们初步实现现代化，这些都说不过去。

　　其三，社会问题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因为差别太大了。

　　我们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方向，怎么能长期容忍这种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的问题呢？所以我说这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新京报：在二十多年的农村实践当中，您是不是有很多困惑？您碰到的那些困惑都有解吗？

　　温铁军：应该说我觉得信心是越来越足，为什么呢？

　　从党的十六大后，城乡二元结构如何实现城乡统筹，如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已经变成国家战略。从2003年中央明确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以来，连续强调了四次。现在又进一步提出一个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综合的，具有统管全局的指导思想，它恰恰符合最近所强调的和谐发展观。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变，看到这样一种新的执政理念的提出，这个对我是非常大的鼓舞，所以我想还是有解。

　　放弃单纯追求GDP观念利于新农村建设

　　在过去单纯追求GDP这样的一个导向的情况之下，各级政府把GDP增长变成了一个惟一目标。这种体制问题应该解决，因为要想化解农村中的矛盾，就要让大家沉下身子，到基层第一线去做事。

　　新京报：“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那如果说上级要向您来问计的话。您会支什么样的招，因为一直以来您也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积极的实践者。

　　温铁军：我想首先我会把我在实践中产生的这些经验教训，老老实实地总结出来，向上级提交报告。我们希望的是制度环境要改善，还有就是条框分割，尾大不掉的问题如何能够改变。我们得通过改革来把这些问题化解。要提供一个相对合理的环境。

　　在过去单纯追求GDP这样的一个导向的情况之下，以GDP论英雄的结果是，各级政府把GDP增长变成了一个惟一目标，然后把招商引资分给了所有的干部，谁要是完不成任务，谁头上的乌纱帽要颤的，你可能就靠边，先待岗。因此这种体制问题必须解决，要真的化解农村中的这些矛盾，必须让大家沉下身子，到基层去干第一线做的事。还有，我在建言献策中特别强调了法律环境的重要性。

　　新京报：除此之外呢，在农民的观念本身，或者说提供的经费方面，是不是您也会把它列入重点需要考虑的。

　　温铁军：经费的问题已经被比较有改革意识的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解决了。他多次强调要让公正财政阳光，普照到农村去。而且现在政府已经明确决策，我们现在的财政转型已接近于完成。

　　我认为领导同志现在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认识也是非常清醒，我想十一五期间，这五年会是我们农村面貌得到很大改观的五年。我对此有充分的信心。

　　我们不能只考虑经济目标。中共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新的战略转变思想的时候，就明确强调放弃单纯追求GDP的目标，而转为追求综合发展，提出五项统筹，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

　　这些思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大家普遍接受。当然我觉得我也不着急。因为我刚才说了从农村改革开始干了七年才被大家接受。你现在从2003年提出到现在为止才两年，慢慢来。

　　城市化未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你加快了城市化，只要你让农民进了城，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次提出新农村建设本身就是针对以往比较偏激倾向的一种纠正。

　　新京报：我们今天的三农问题，在现在的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正在出现。您一定看到了他们的很多解决办法，在这些办法当中有没有哪些您认为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哪些是我们要完全抛弃的。

　　温铁军：今天大家所经常讨论的这些“这个化、那个化”，其实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先于我们实现了。我想第一个大问题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大部分都已经先于我国，达到了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很多人说只要加快城市化三农问题就能解决，现在看来有点不太现实。

　　我们还得立足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来解决稳定农村、改善农民的生活的问题。

　　新京报：在发达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当中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吗？

　　温铁军：到目前为止，我看还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解决得这么认真吧。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成效很好。我们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的土地仍然不是他们那种完全私有的。

　　你到任何一个发展中人口相对比较多的国家，只要人口过亿，你去看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因土地私有化，导致农村大量的赤贫农民。

　　一般都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赤贫，没地，根本没法生存。也同样导致大量的人成为流民，流入大城市，进入贫民窟。这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只不过是以空间平移了农村贫困人口进入城市，变成城市贫民窟人口。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你加快了城市化，只要你让农民进了城，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我看这次提出新农村建设本身，就有针对以往比较偏激倾向的一种纠正。

　　我们还得说清楚，我们要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我看到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严重的不稳定问题。大量的贫民要么就流入城市，要么就进入游击区了。我去过好几个发展中国家的游击区，进去做调查，我也去过好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贫民窟，也是进去做调查。没有这些直接直观的感受，没有这些眼见为实的认识，我们意识不到稳定有多么重要。而这些国家的不稳定，首先是因为贫民窟的人口是很难被正规制度来管理的。

　　之所以我们讲拉美化、南亚化等等这些，其实背后隐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当无法建立正常的管制的时候，那最后只能是非正常管制。因此其实也无法真正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那就先不要激进，而应先立足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来考虑问题。

　　新京报：如果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没有很好进行的话，这样的情景会不会就在我们的身边出现？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温铁军：任何工业化加快的时候，都会带来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才说中央把新农村建设作为重大历史任务，这是有着相当深远的考虑的。我们应该统一到最近这次关于十一五规划指导意见的认识上来。真正把我们农村好好地综合整治一下，既创造了投资机会，又提高了农民收入，最后变成一个内需拉动型的良性增长、可持续增长，这有什么不好。我是举双手拥护现在的新农村建设的这个重大历史任务的提出。我希望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政府加大投入是建设新农村的保障

　　农村的基础设施，不是完全的私人物品，而应该视为准公共品。农村的公共设施的投入，应该作为公共品或者准公共品来投入。

　　新京报：我们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感觉上就是要让农民朋友就地解决他们安居乐业的问题，你觉得乡村建设要成功的话，必须遵循的规律有哪些。

　　温铁军：我在总结“农民合作社”经验的时候，分析出三个经验。

　　第一，文化建设收效最高。我们如果直接就以经济方式进入，组织锻炼期可能会产生很多摩擦，很多麻烦。

　　一个文化组织最开始的投入不过一两千块钱，一年的维持费用不过几百块钱。

　　第二，联合购销风险最小，这是考虑到现在商业环节所占的利润过高。这几年政府给了四百多亿的农民补贴，生产资料涨价四百多亿全吃回去了。如果能让农民联合购销，就会相对减少商业利润，这也意味着农民增收。

　　第三，就是资金互助制度，这个制度能带来凝聚力，形成农民的资金互助。这三条是我们的一点体会。

　　新京报：当然我们很想知道在您的设想当中，新农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景象？

　　温铁军：第一，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要由政府提供。这一点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定势，它已经定下来，不仅是承诺了将来要让所有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而且也进一步追加了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府投资的规模。

　　原来我们九十年代初搞过合作医疗是一比一，政府拿一农民拿一。现在温家宝总理提出政府拿四，农民拿一。同时，管理是公共的，治安是公共的，法律是公共的，所有这些不能让农民拿钱的事情都不能拿。同时还要推进基层政府部门的改革，而这些都在做。所以我说政府第一该做的事情是公布财政阳光普照，让农民能够得到起码的国民待遇。

　　第二，以前财政所占的GDP比重太低，而现在占到了将近20％。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政府已经开始主动承担责任，来推进这个公共财政的政策，不要再让农民拿钱。农村的基础设施，不是完全的私人物品，而应该视为准公共品。农村的公共设施的投入，应该作为公共品或者准公共来投入。这点我想在“十一五”规划期内国家有关部门也会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我们过去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今天我们应该加强整个农村的基础设施改善。形成一个让农民安居立业的起码的环境。

　　第三，那就是我们的农村应该是管理民主、乡风文明的一个很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些我想要通过大家共同努力，这可不光是政府的事了。

　　本报记者 王海林 鸣谢CCTV对话节目组相关节目本周日晚间播出

(责任编辑：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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