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希望从煤老板嘴里问出他有多少钱，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时候，他是连自己的妻子都不告诉的。”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山西大同

　　灯光昏暗的茶馆里，只有记者和樊斌两个人。这是星期五的晚上，煤海大同的一角。

　　樊刚从煤矿回来，他是一个小煤矿老板——承包的煤矿有年产6万吨的规模，手下一百多号矿工。

　　可是，这已经他够忙活的了：周五或者周六的下午从一百多公里的矿上回到大同的家，稍微休整和家人团聚一下，周日的下午又准时回到矿上。没有什么娱乐、锻炼，外出旅游、休闲度假当然是少之又少。每天面对最多的就是那无边的黑色。

　　这让他感觉厌倦，却又无可奈何。

　　为什么不能放一放呢？

　　“如果不是天天呆在矿上，早倒闭了！哪敢放？”

　　樊斌的两个弟弟和父亲也都在煤矿参与管理，都有股份，可他仍然感觉煤矿少不了自己，仍觉得忙。

　　针对外界盛传的“煤矿老板们一次性集体买进了20辆悍马；在太原，一位老板就拥有3辆不同颜色的劳斯莱斯”的说法。樊温和地表示了异议：“我周围的朋友中间没有那样花钱的，即便有，也很少。就有一兄弟俩，各买了一辆奔驰，他们的煤矿比较大。大家钱来得都不容易，挣辛苦钱。”

　　樊有一辆三菱越野车，去年刚买的，不到20万，以前的是辆天津大发。经常出入煤矿，越野车比轿车对他们更实用。越野车上面布满了灰尘，脏兮兮的。

　　樊斌的话不多，记者问一句，他答一句，低着头，似乎有些拘谨，又似乎生性沉默。

　　当年

　　樊斌今年刚刚40岁，然而，他和煤矿已经打了20多年的交道。

　　解放前，他的父亲就和煤矿打交道。改革开放后，50多岁的樊父又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带着4个兄弟、3个儿子承包了小煤矿的巷道。

　　“那个时候，家里穷，不去挖煤就穷，去有可能富，你去不去？反正一无所有，想得简单。”

　　于是，高中毕业之后，没有考上大学的樊斌也来到了煤矿，借钱买了辆二手货车，拉煤跑起了运输。

　　生活就是这样，你踏上了这条路，再想退就不容易了。

　　跑了几年二手车之后，樊斌换了一辆新车。这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还是不够，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点，因为37000元在八九十年代的山西大同不是一个小数目。

　　1992年，当邓小平在深圳发表南巡讲话的时候，樊斌也不再甘于每天和雇佣的司机一起颠簸于煤尘飞扬的道路上。他觉得自己大了，和父亲、弟弟们分开，独自承包了一座小煤矿。当然，对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争论，他是不懂的，也没有懂的必要，在一个小山沟里，有什么能比挖更多的煤、挣更多的钱更重要的呢？

　　樊斌说他不关心这些大政治，整天呆在矿区，整天忙，他没有心思也没有信息来源去操心这些。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不紧不慢。樊斌说，那些年，煤矿不景气，几乎也没赚到什么钱，“惟一的好处可能就是比别人花钱宽裕一点”，“想吃什么、家里缺什么都能买。”

　　到了1997、98年的时候，父亲和弟弟们承包的煤矿不景气，又都跟着樊斌干了，樊开始逐步扩大煤矿的生产能力。但是煤价涨不上去，钱依然赚得不多，年终分红，都是老掌柜（编者注：大同当地儿子对外人称父亲语。）说了算，老大分几万、老二分几万、老三几万，最后自己留一点。

　　时间跨过了20世纪，终于有一天，樊斌们发现来拉煤的车队排成了长龙，先是100元一吨煤，人们不停地买，涨到105元一吨，人们还是不停地买，于是继续5元5元地上涨——煤老板们的好时候到来了！

　　樊斌说，自己也解释不清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忽然间煤价涨起来了，以前那么多年煤价就那么个不动弹。他说自己就像漂在水中的船，突然有一天，发现水涨起来了，船可以出海了。至于为什么，他说不清。

　　樊斌用了一个“等”字来形容他承包煤矿10多年的心情，当记者说“熬”是否更合适的时候，他立即表达出了对这个词拥有准确概括力的喜悦。“确实是在熬日子！”他说。

　　金钱

　　周六上午，记者再次见到樊斌的时候，他正开车陪老婆去买手机。他说想买个双模的手机，因为现在手机只能用一个号，不是很方便。

　　“要是现在研制出一个手机同时使用两个卡号就好了。”看得出，樊斌心情不错。在矿上泡了一周，周末陪夫人逛街总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

　　樊和妻子结婚已经将近20个年头。当年结婚的时候，他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民政部门的熟人就说，结婚证先压我这吧，年龄到了再来取。后来一忙，樊斌也就忘了，后来还是民政部门的人托人将结婚证捎给了樊斌。

　　提起当年高中毕业的自己竟然娶了个当小学老师的老婆，樊斌很高兴：“现在她那点钱，补贴家用都不够！”

　　樊斌没有给记者透露说他具体有多少钱。他只是说自己的矿很小，煤价也不贵，一百多元一吨，年产6万多吨煤的煤矿，又是兄弟几个分，能有多少钱？

　　“你不要希望从煤老板嘴里问出他有多少钱，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时候，他是连自己的妻子都不告诉的。”樊斌说出了大多数煤老板的心里话。

　　樊斌说，在搬入大同市之前，他一直住在农村的家里，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大同市花了7万多元买了间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下来。

　　“当初家底薄，挣的一点钱全部补贴家里了，在农村盖房子，买家具、电器都要花钱，根本没存下几个钱。”

　　一个能反映当年樊斌收入状况的细节是，1990年代，他自己吸烟一般只抽几块钱一盒的廉价香烟，有客人来了才拿出10多元一盒的红塔山。

　　这一切，在2003年的煤炭涨价之后，发生了变化。

　　现在，他一般抽20多元一包的芙蓉王，而且是不再讲究客人来了还是自己抽。“比以前确实随便了很多。”请一些重要客人吃饭几千元钱一顿对他来说很平常，高达上万元的消费也不再是惊奇的事情。

　　2004年，车也鸟枪换炮，从天津大发换成了三菱越野。两个弟弟也每人买了一辆车。

　　可是，从穿戴来看，樊斌依然不像一个富人，灰色的茄克，黑色的休闲裤，略带褶皱的皮鞋，黝黑的脸膛，习惯性地眯缝着眼，大同市的街道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樊斌说这样穿戴习惯了。

　　樊有两个孩子，一个读小学，一个读高二，他自己财富的放大并没有影响到孩子们的生活。“一个孩子目前加上学费什么的，也就花万把块钱吧，不算奢侈。”

　　“挣钱不容易，辛苦钱谁也不会乱花。”樊斌说，他依然没把自己当个有钱人，和一些大老板相比，自己还差得远呢！

　　未来

　　樊斌说，和煤窑打了20多年交道，他对经营小煤窑已经感到厌倦，但是，谈及未来的打算，他还是有些茫然，不干煤矿能干什么呢？

　　在樊的眼中，对其他行业不是很了解，这是进入的最大障碍，而且自己承包的煤矿本身也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作为一个小的煤矿老板，樊斌看不透煤炭市场的行情，就如同前几年他解释不清煤炭为什么疯狂涨价一样。未来几年煤炭的价格，就如同一道类似哥德巴赫猜想的难题让他无法回答，或者说预测未来煤炭市场的走向已经超越了他的能力。

　　他能做的，只有扩大自己煤矿的生产能力，加强管理。为此，樊家父子几人一起上阵不说，还聘请一些国营煤矿退休下来经验丰富的人员到自己这边工作，但他似乎还是觉得缺点什么。

　　和记者谈话期间，樊斌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自己进修、学习的事情，偶尔会提到自己很忙，业余时间不多，也没有什么其他爱好，时间大都花在煤矿上。

　　“现在国家的安全生产检查严了，不符合规定的取得不了生产许可证，年产量达不到规定吨数的小煤矿也要被淘汰。我现在想扩大煤矿的生产能力到9万吨，还要好多事情要做。”

　　提起政府，樊斌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但终究没有讲出来。他是个不善言谈的人，而且对着媒体谈政府的种种不好，似乎也不大妥当，所以，大多时候他就低下头自顾自地说，语速很慢。

　　可他还是讲了一些，“有29个有关部门能够管得住煤矿”，也常有一些真假莫辨的记者去敲诈小煤矿，有些时候你搞不清对方的身份又不得不给一些钱了事……

　　不过，相对于孩子而言，上面的这些事又都是小事情了。

　　女儿很快要考大学了，樊斌听说如果有北京户口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应该会比其他省份低很多，不高的分数就能上个好的大学，这对他颇有吸引力。让孩子到国外读大学，似乎有些遥远，他考虑得不多。

　　“能在国内上一个大学就行啊！”樊斌说。

(责任编辑：单秀巧)

共找到 3,478,204 个相关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