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雄伟

　　胡润“2005百富榜”的3个行业子榜公布了，其中“能源富豪”是胡润今年首次单独排榜。其中，来自山西的煤老板人数则达到了3成。

　　在整个能源富豪榜中，最令人瞩目的是煤炭商人，准确地说是山西煤炭商人的集体出现。可是，山西煤炭商人的集体亮相实在有点不合时宜。因为目前，一场治煤风暴正在全国展开，作为头号产煤大省的山西动静最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山西煤炭商人的“露富”，恐怕将引起人们的道德质疑和道义抨击。笔者不想追问山西煤炭商人的财富来源的道德合理性，只是想提醒山西煤老板：莫重蹈晋商的覆辙！

　　晋商曾称雄国内商界500年之久，在明清两代，晋商繁荣兴旺、富甲天下。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显赫一时。著名的贵州茅台酒就是1704年的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和当地酿造人共同创造的。

　　但是，清末民初，晋商迅速衰落。有资料记述晋商的衰落情形：“商人失业，而致岁入归于乌有，向之富者已贫，向之贫者益困，以放正货短少，金融闭塞。”

　　晋商衰落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商跟进”。那时候，晋商如果不依靠一个政府的官员，就很难运转下去，他们完全把自己的商业经营和政治捆绑。晋商虽然不直接进入官场，但是他们会打通各种渠道。清朝有卖官制，晋商中开了“日升昌”的李氏家族就曾经买过“虚设官”，以方便与当地官员的来往。

　　但是，由于某些晋商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个别官员，所以它的商业结构很脆弱，甚至某个官员的垮台，都可能导致一个晋商的衰败。“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依靠个别官员的晋商自然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命运。

　　9月19日，山西省代省长于幼军说，山西“官煤勾结”具有长期性、复杂性、顽固性和隐蔽性。牵涉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解决起来阻力很大，难度很大。根据媒体报道，截至9月27日，山西已有190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撤出煤矿投资2000多万元。这些数字恐怕只是“冰山之一角”，但是它至少说明，山西省官煤勾结积弊已久，几成官场风俗，也说明今天的某些山西煤老板正在走历史上晋商的老路。正如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调查专家组组长田取珍教授所说，“新晋商仍然摆脱不了历史的传统”。

　　如果一个企业仅仅通过权力运作的方式赢得利润，那么，受伤害的将不仅仅是消费者，最终还有商人本身。即使一时获得巨额财富，也可能因为权力“靠山”的倒台而衰落。无数事实证明，“政商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商业悲剧——在这场商业悲剧中，社会、政府、企业、企业家、消费者等利益关联者，没有任何一方是胜利者。

　　现代企业组织的唯一利润来源，只能是来自组织外部的顾客、消费者，而不是什么官员。山西煤老板要想避免重蹈晋商的覆辙，必须彻底打破“官商跟进”的传统，远离权力，与官员保持足够的距离。只有这样，山西煤老板才能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

(责任编辑：单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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