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制度，未必是行得通的制度。任何一个有社会经验的人都会同意，理论上的最优其实很难做到，能够实现的往往是次优。这正是学券制度的遭遇。

　　学券在中国又叫教育券，该制度起于上个世纪50年代，发明者是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教育券制度的核心思想是改变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式，变官僚配置为市场配置，将选择权还给孩子和家长。

　　教育券无疑是个天才的发明。它既满足了公众要求用公共资源扶持教育的热情，又确保了这部分资源能够以市场化的方式配置，而不至于被缺乏效率的官僚机构浪费掉。

　　如此优秀的制度设计，当然推崇者众。在国内宣传推广教育券制度的经济学者中，有一位是我的朋友。一次聊起国内几个教育券试点，他告诉我，当地热心教育券的官员们对这一制度的理解其实与经济学家南辕北辙。官员们的算盘，与经济学家心目中的那个算盘显然不是一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教育券既然要搞试点，自然就被教育部门列为专门的项目，而专门项目是有专门经费的。参与其事的地区发现搞教育券试点可以从上级部门得到额外的拨款，于是对教育券就热心起来了。

　　至于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设想所要达到的目标———优化政府教育投入的配置方式，为公立学校引入类似自由市场的竞争方式———恐怕官员们既不理解，也不关心，更不会真的去实施。

　　引进教育券，起于对教育质量的广泛抱怨。主事者希望通过教育券制度，激励学校提高教学质量，但结果是学校之间的竞争没有受到刺激(实际上，恰恰是乱收费刺激了校际竞争)，上下级教育部门之间的拨款拉锯战却先热闹起来了。个中细节不必细说，也无关宏旨。

　　细细想来，其实容易理解。公立教育是庞大的利益集团，中外皆然。要把他们的既得利益拿出来重新在市场上做竞争性分配，不遭遇激烈反弹才是咄咄怪事。事实上，即使在教育券的家乡美国，虽经不少人不遗余力地推广，但由于公立学校和教师团体的反对，努力了半个多世纪也只在几个小城市得到推行。

　　美国如此，中国恐怕更难。中国教育系统实力不菲，教育供给也远为不足，私立学校又是凤毛麟角，我们不应该舍易求难，非要用教育券制度去动公立学校的“奶酪”。

　　所以，教育券虽好，却不可行。一个好主意应该既优秀，又可行。真实的世界总是格外复杂，每个人都有利益所在，不像经济学家手里的数学符号可以随意搬弄。如果面对现实，就必须承认教育券制度只是一个好设想。

　　还是退而求其次吧。公办学校的“奶酪”暂且不动，横竖它总能承担一部分教育供给。中国的改革总是从增量开始，教育改革也应该在增量上想办法。现有的公立学校不变，开放民间资本办学如何？额外地增加了教育服务的供给，总不是坏事。

　　有报道说，目前教育乱收费是个大问题。但如果我们把“乱收费”置换成“教育涨价”，会更便于理解。正常的市价总是有涨有落。一斤西红柿的价钱，一天之内都不同，这是乱收费；打一分钟长途电话，有不同的折扣可以选择，也是乱收费；十一出行坐飞机，票价可能比淡季贵一倍，还是乱收费。除非像油价那样，一纸文件通通管死，否则涨价落价(乱收费)就无处不在。

　　对教育乱收费的抱怨，说明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现在需要的不是管住价格，而是放开准入。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公共教育资源没有用好，的确是个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想要投入教育的民间资本，不得其门而入。

　　发展民办教育，中国的空间很大，因为在公立教育之外，还存在大量的市场空白。小孩子出国留学成风，大学几经扩招仍然供不应求，说明目前的课桌数量远不能满足需求。这与发达国家很不同。那里的教育市场没有太多空白，要提高质量非得打公办教育的主意不可，而中国有的是公办教育不逮之处。

　　放开民办教育，让民间资本来填补教育供给的不足，这是中国教育改革首先要做的事。统编教材左改右改，素质教育讲来讲去，全都无关痛痒。而教育券试点，说来激动人心，要做则难若登天。教育改革还是要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