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贾霖 朱荣书 图/傅小海 来源于/《人物周刊》

　　在梁晓华看来苦与乐是相对的。“借用一句带有佛家意味的话——你的今天，是你昨天的一言一行造成；而你的明天，将由你今天的一言一行去构成。”面对各种非市场因素，他认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有些非市场因素仍在起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深信，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会越来越规范，竞争会越来越有序。”

　　有人认为中加集团的扩张速度太快了，梁晓华却是为了想多“养人”，中加集团起码要养1000个人。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他认为首先要想的就是尽量多安排人员就业，让大家都吃上饭。“所以我发展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非高、尖端产品的行业。实在不行，我就兼并2个出租车公司，每个公司1千辆出租车，也能解决2千人就业问题。”梁晓华表示。

　　中加集团的发展规划概括地说，就是“十五三一”计划。即公司的资产规模，在密云县所有民营企业排名中，成立的第一年就达到了第十名；第三年跃至第五名；第五年成为第三名；第十年做到第一名。对自己被誉为企业家的看法，他不同意自己是什么企业家，最多不过是中加实业集团公司的一个带头人而已。在他心目中，比尔·盖茨、李嘉诚、卫留成等人，才算是真正的企业家。在他看来，企业领导人应具备的素质是有韧性、有创造力、有市场敏感度，并且善于学习。在钱的问题上，梁晓华非常理智。在企业借钱的时候，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一点——“我一定会有钱的！所以我把想做的事提前做了。”

　　梁晓华并不是为了出名去借钱捐款，而是真心诚意地为了报答养育他的父老乡亲的恩情，他认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物质生活方面，梁晓华也十分坦然。公司里有奔驰、宝马、沃尔沃等高级轿车，他自己很少用，而他的妻儿却一直骑着自行车上班、上学。

　　梁小华谈起自己的优点和不足的时候，非常清醒。关于他的优点，他认为最好让公司的员工和社会来作评判，让实践作出结论，他自己真没有自我总结过。关于不足方面他时刻牢记并自我警省，这就是没有真正读过大学，理论知识积累不够，传统的东西可能太多，需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梁晓华记忆中最深刻的事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梁晓华曾因为”倒买倒卖”被罚款处分，并被批判为”投机倒把分子”。那时他才20多岁，已经成为密云县的首批万元户。

　　而现今，他最大的愿望有人能接任他现在的中加实业集团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务，并且让中加集团有更大的发展。

　　作为一名党员，梁晓华对党的感情很深。他1989年在燕山机床厂入党。“现在我更喜欢别人叫我中加实业集团公司的党委书记，这是一种多年培养的感情和获得的荣耀。” 梁晓华自豪。他在公司里坚持执行一条原则--重大事情都由集团党委会决定。“我们的几个副总都是原单位的党委成员，参政的能力很强。”他一再强调，民营企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离不开党的领导。

　　梁晓华的“怕快不怕慢”理论

　　“民营企业发展怕快不怕慢”，在崇尚“速度”与“加速度”的时代，中加集团董事长梁晓华的观点似乎与潮流相悖。

　　经营原则：第一，企业的负债率不超过25%。第二，将毛利率控制在25%以内。第三，董事会不可行意见占到25%的项目坚决不做。听听他对3个“25%”的诠释，或可有助于理解他的”不合时宜“。是下绊子还是上保险？

　　《人物周刊》：您给中加的负债率定了一个25%的底线？把企业的负债率卡得这么死，必然会限制企业的发展速度，这听上去有点像“自己给自己下绊子”。

　　梁晓华：企业合理负债率一般在50%，在房地产业能达到70%。但在没有强大的外来动力的情况下，我会把企业的负债率控制在25%以内。中加现在只有6000万贷款，负债率在19%。

　　我倒觉得这是自己给自己上保险。举个例子说，汽车时速在60公里的时候，安全系数可能在90%；时速达到100公里，安全系数可能是60%；要跑200公里，那可能就变成15%了。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应保持稳健的发展，决不能单纯追求企业的盲目扩张，以高负债率去营造不实的企业规模。

　　《人物周刊》：如果那样，会给企业带来怎样的风险？

　　梁晓华：在中国做企业，很少是因为发展慢而倒闭的，近几年我国有几家资产在5个亿左右的企业，都栽倒在发展过快这一条上。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接受新事物太快，造成人的观念与现实经济水平的严重脱钩，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仍旧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一个人如果连平衡都掌握不好，就没有余力环顾四周，所以他只能往前看，无法顾及其它，像这样往前走，结果会是什么？企业一定要先站稳了，环顾四周，再往前走；一开始还不要快，快走很危险。

　　《人物周刊》：这种忧患意识的来源是什么？

　　梁晓华：责任。从我国的经济现实来看，民营企业发展怕快不怕慢。作为企业的投资者，一定要头脑冷静，要想到企业发展的辉煌前景，也要想到一旦发生问题时，给国家、给社会、给员工、给自身造成的负担。

　　《人物周刊》：“怕快不怕慢”，这是中加的发展思路？

　　梁晓华：摊煎饼摊得再薄再大，也不一定有质量。企业关键是做强，有自己的内涵。

　　中加刚开始创办的时候，十几个人，什么事都是我说了算；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光靠个人威望就不行了，要有相应的管理制度，要有自己的品牌和文化。目前我的目标是在一年之内找到中加的定型产品。什么是定型产品呢？这个产品一干能干几十年，每年有一个稳定的销售额，比如说3个亿，而每年要有10%到15%的递增速度。

　　《人物周刊》：中加的项目毛利率一般不超过25%？

　　梁晓华：房地产这个行业，过去利润率很高，有的甚至是百分之几百。但我提出项目的毛利率一般不超过25%。25%的毛利，除去9%的税收，再有点不可预见费用，利润率大概掌握在12-13%。

　　《人物周刊》：如果超过了呢？

　　梁晓华：那你就赚得太多了，超出部分往往存在暴利和泡沫成分。一个成熟的企业决不能为赚取暴利，而背叛企业诚信的品质。就好像花一块钱买的黄瓜，我要三块钱卖了，那就不好卖了。

　　《人物周刊》：有人就卖出去了，而且生意还挺红火。

　　梁晓华：我手上的这个项目叫石韵浩庭，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毛利率是百分之十几，纯利率不足10%。大概所有的开发商卖房的时候都希望测绘所尽可能地把面积测得多一点，希望把100平米测到100.5或者101平米。我恰恰相反，我请测绘所尽量把面积给我测得少一点，本来是100平米，你能不能给我测成99.5或者99平米。

　　他们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我说老百姓买一套房也不容易，你多测一平米，他每个月就要多交1平米的供暖费，多交1平米的物业管理费，同时办证的费用也高，这些都是无谓的投入。这个楼盘我拿下了4000多平米，自已把这个面积消化了，让业主的使用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

　　房地产这个行业还是有相当高的利润支撑着的。有那么高的利润了，你为什么还是要多拿一块呢？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能多拿呢？

　　梁晓华：我想中加今天还不知名明天也不知名，但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的。中加要打造自己的品牌，靠的就是诚信，而诚信就是从一点一滴做起。

　　在石韵浩庭的业主见面会上，我告诉业主们，这个楼盘面积是刚性的、交房日期是刚性的、价格也是刚性的。晚交一天，你可以索赔；面积如果少1平方厘米，我把整个楼盘都赔给你；在价格上不打折，是因为该给你的我已经给了。业主们在网上发了很多帖子，对这个楼盘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售卖的速度也比较快。

　　我常常跟下面的人讲，一套房子面积能卖多了、能卖少了，你要卖少了；配套能做得一般、能做好了，你要做好了。开发商可能少赚几百万、一千万，但一个楼盘里有800多个业主，只要每个人为你说一句好话，这种隐性的回报就是无法估量的。

　　《人物周刊》：在中加，如果反对意见占在25%，项目就不会上马？

　　梁晓华：中加在进行重大决策的时候，要有一个投票率，如果有四分之一的人反对这个事情，那我就要慎重了。我要重新调研，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因为跟着我干的这些个人都很崇拜我、相信我，他们之所以能够提出反对意见，一定有他们的道理。

　　《人物周刊》：是不是从这一点上也能体现出中加内部的文化氛围？

　　梁晓华：搞私营企业的常常是鱼龙混杂，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但这里也不乏精英，很多各大部委的党政干部、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知名学者，也都加入到了我们这个行列。可以说，这个行列里的人整体素质和水平越来越高了。那么你如何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呢？中国的市场就这么大，要在这里边分一杯，就要看你的理念、你的经营思路是什么。

　　有人之所以提出不同意见，是因为他对企业是关心的、负责的。企业决策应当先民主、后集中；当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集中一定要慎重。由于领导者的独裁，造成企业倒闭破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董事会不可行意见占到25%的项目坚决不做，这里其实还有一个”仁“的概念。我仁义地对待我的员工，把他们当成平等的个体。我们之间不是鱼和网的关系，不是我给你发工资、你给我干活，你不干我就炒你；而是鱼和水的关系，我善待你、尊重你，我们荣辱与共。这个企业里的氛围是非常和谐、非常有亲情的。

　　《人物周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他们自已的看法有问题。

　　梁晓华：肯定有。

　　《人物周刊》：那样不会贻误战机吗？

　　梁晓华：从单个项目上来看是这样。但是从整个企业的大盘子来说，这样做利多弊少。

　　梁晓华的“平民”房地产市场观念

　　记者：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房价仍在涨，很多大城市房价涨幅比较明显。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作为房地产商，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房价持续攀升？

　　梁晓华：我认为房价一直上涨是没有道理的。从长远趋势来看，房价不会一直涨下去。

　　记者：还有很多人在等着买房子，需求旺盛能不涨价吗？

　　梁晓华：按照经济学常识来讲好像是这样的。没房的人还有很多，几亿农民要进城、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要在城市里工作安家，这在定性上是没错的，不过经不起仔细推敲。住房的有效需求是需要逐年释放的。就我非常了解的北京市场而言，供求关系实质上就很平衡，并没有出现供不应求。北京作为首都和国际大都市，外来人口很多，但近几年有效需求一直保持在1700多万平方米／年左右，而市场投放的楼盘就将近有3000万平方米／年，供给明显很充足。

　　记者：作为房地产商，同时又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您想对您的市长说些什么？

　　梁晓华：我建议政府应在城市规划和信息披露制度上面多做一些工作。上面谈到消费者和开发商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其实房地产开发商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现在搞开发基本上都面临着城市规划不明确的问题。政府每年供应多少土地，土地的位置和基本价格，开发商都不是很明确。要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政府应该负起责任。明确地块功能、土地供应数量，开发商和消费者都能做到心里有数，对未来的预期就比较稳定，选择才能比较理性，价格才会回到合理的水平上。另外，政府提高工作效率也会降低开发商的成本。

　　记者：政府提高工作效率也会降低开发商的成本，这种说法倒是第一次听说。

　　梁晓华：搞房地产开发的都有切身体会。打个比方，开发商开发一个项目，各种手续办下来就要一年，这么长的时间资金使用成本太高了。因为现在房地产开发都是滚动式的，如果能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就意味着可以节约大笔资金，那价格自然会下降，这是很自然的。

　　记者：在4月2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适当增加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供应量”被明确提出来。但现在却存在经济适用房不“经济”的现象。您如何看？

　　梁晓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不可能废除。当然，问题也很多，不过通过一些制度上的配套，这个制度会发挥巨大作用的。

　　记者：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您对解决经济适用房不“经济”现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梁晓华：我建议用市场和行政两个手段结合起来解决经济适用房问题，我想现在亟待解决的有三个问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改变目前政府单方面决定的机制。由于获取项目的渠道并不公开，为寻租制造了可趁之机，最后这部分成本也要由消费者来承担；另外，现在采用定价的方法是成本预算价加上3％的利润，加上销售成本比较低，实际上，最后的利润往往大大高于这个比例，有的甚至比开发商品房利润率还要高。最终的结果是经济适用房并不“经济”，受损失的是消费者和政府税收。因为建经济适用房是免税的。我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用市场公开竞价的方式，政府只管拿出项目用地和严格的审核标准，由开发商公开竞价，谁的价低并且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这个项目就由谁来操作。

　　记者：就是和开发商品房取得土地的方式相反，倒着拍，越拍越低，是这样的吗？

　　梁晓华：是的。

　　记者：做企业都想赚钱，这样做会不会利润率过低而无人问津？那样最后受损失的还是老百姓。

　　梁晓华：这肯定不会。因为建造经济适用房一般都会赚钱，就看谁控制成本的能力更强，开发商会根据自己整合资源的能力合理估价。

　　当然，也会出现有开发商愿意低于成本价建造。如果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建设的经济适用房老百姓都买得起，它建立起具有公信力的社会形象，这个价值并不是单纯用钱就可以衡量的。这绝对比单纯做广告的效果要好，因为这个口碑是发自消费者内心的，非常牢固。

　　记者：按照您的说法，似乎很容易就可以解决经济适用房问题。

　　梁晓华：是的，并不难，做到政府、开发商和消费者三方共赢完全可以。

　　记者：您刚才不是说有三个问题，那另外两个是什么？

　　梁晓华：一个是规划，一个是开发商。

　　我们现在的城市规划有点问题，有点乱糟糟的感觉。我认为，经济适用房应该遵循“交通方便、便宜”的原则，户型不要太大，不要动辄一百多平，一般不要超过85平方米就可以了，位置应在外环靠近主路，北京最好在五环或者靠近城铁。城市整体规划应该让承建商和消费者都知道，哪里建商品房，哪里建经济适用房，避免两个市场互相干扰。还有就是开发商，不要谁都可以建，就应由纯国有企业的房产公司来承担。政府对纯国有企业的控制能力更强，实现政府意图的能力和效率更高。

　　记者：作为民营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您为什么会主张由国有企业来开发经济适用房？

　　梁晓华：如果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我当然愿意市场放开，自己多赚些钱。但我同时还是一名政协委员，我考虑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全局利益。这也是我履行职责的一个方式。

(责任编辑：李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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