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科扬: 理论创新中悟“真经”

　　■文/本刊记者 余玮

　　郑科扬档案盘点：

　　郑科扬，著名党建研究专家。1931年7月出生于四川江油。历任中组部研究室处长、室主任，中组部副秘书长，中办调研室中央党建工作小组秘书组组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职。现为全国党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在中南海的整个采访进行了3个多小时，要不是记者还有一个活动而“跑场”，真说不定采访还要持续多久。访谈中，他不时地吞云吐雾或敲烟灰，并伴有多种手势强调自己谈话的重点，有时还自问自答，有时还向记者发问，让你不得不注意认真听。接受访问，于郑科扬似乎是件很轻松的事，“高谈阔论”，讲解起来像背稿子一样滔滔不绝。真担心采访机出故障，装不下他那口若悬河的高份量的论述。于是，记者辅助以笔速记，为保险起见，记者还适时的在告一谈话段落后向他进行回述，确认无误后再接着进行访谈……

　　和盘托出“政治文明”提出的背景与要义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要建设物质文明，又要建设精神文明。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两个文明一起抓’，成了一个重要的指导方针。党的十六大又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从’两个文明’到’三个文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什么重要意义？”思忖片刻之后，郑科扬果断作答：“’三个文明’的提出，扩展了文明观，升华了民主观，深化了社会主义观。”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政治文明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也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文明形态。政治文明的概念解释，理论界有着不少的观点。早在1844年11月马克思所写的《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又明确把整个社会生活划分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大领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形态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由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部分构成。郑科扬认为，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相对于政治蒙昧、政治落后甚至政治反动而表现出的一种政治进步状态，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与重要标志。“政治文明反映了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律化的水平，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进步状态。它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实践行为三个主要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的进步状态，建设进步的政治、清明的政治。”

　　郑科扬强调，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的一个整体，这三个要素既相对独立，同时又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我们党所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包括物质文明建设，还包括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三者有机地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中，缺一不可。只有全面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谋求三者的协调发展，我们才能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的确，经历了20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中国人越发意识到这不是中国发展的全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开始成为整个国家的共识。郑科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实力，这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打下了基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深入。这正是中央提出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体现。”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彰显的是中共执政理念与时俱进的新飞跃。

　　谈到我国目前政治文明建设的现状，郑科扬认为：总的看来，我国政治文明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毕竟新中国脱胎于封建半封建社会，真正比较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时间并不长。他表示，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也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切合中国的实际，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在批判、吸收人类一切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现代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郑科扬强调指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重在建设，在建设中推进，在推进中建设。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政治不是与文明相联系的，而是与斗争、流血相联的。政治文明的提出表明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表明执政党的世界眼光和广阔胸襟。执政党的成熟是中国迈向政治文明新征程的决定性因素。老百姓从一些细节中读出了政治文明的含义：非典肆虐期间，胡锦涛总书记走到广州街头的人群中看望群众，温家宝在湖北为农民工追讨欠薪等等。从政策层面看，减免农业税、关注爱滋病人、由孙志刚案而推动的收容制度的取消、补偿禽流感中受损农户、消除就业歧视都显示了”以人为本”的民主精神。党中央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中央政府提出用10年左右时间建立法治政府；政治文明建设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人大、政协庆祝会上从各个方面不断被强调。郑科扬说，所有这一切显示，政治文明的内容是开放的，包容的，正在根据社会实践被不断赋予新的内容。

　　对于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郑科扬说：“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来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这是政治方向问题，决不能含糊。当然，二者又有共性，可以互相借鉴，不能绝对地对立起来，甚至谈‘资’色变。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结合中国实际借鉴吸收。”他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只有如此，中国的政治文明不会走向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模式。

　　尽管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可以说尚有不少“闯关”在其中。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了盛夏，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就还处于乍暖还寒的初春，而且有时可能会出现倒春寒。当然，无可否认在政改上的务实动作已卓有成效，政改务实动作就好似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之”风”，以”细无声”之势，推动中国走向政治文明。

　　与时俱进之中看“理论创新”

　　2000年，人类迈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在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相辉映的中华大地，一个重要思想孕育成熟，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着，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的宣言，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这就是成为千千万万中国人心中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3年7月25日上午，三亚市1200多名各界干部群众汇聚三亚警备区礼堂，聆听中央宣讲团成员郑科扬关于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讲报告。报告会上，郑科扬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等8个方面，理论联系实际，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两个半小时的报告在三亚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和共鸣。在报告结束时，他们对郑科扬的宣讲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这些年来，郑科扬不知在全国各地作了多少类似的报告。大家普遍表示，他的报告内容丰富，针对性强，听后很受启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一条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十二大以来我们的党章表达党的性质时一直使用这种提法，毛泽东同志早年也提出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在在‘三个代表’中与其他两条一并提出，这有什么新意？” 对于记者的质询， 郑科扬娓娓道来：“我们党几十年英勇斗争，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摧毁了旧制度，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实现了生产力的大解放。特别是近20多年，我们党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找到了一条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正确道路。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三个代表’中一并提出，使我们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加鲜明，更加实际。它体现在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体现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体现在党的奋斗纲领、目标任务和根本宗旨上。 我们的同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工作和言行的最高标准，时时刻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批评，尤其要学会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努力调整好改革中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加强党在人民中的凝聚力，巩固和扩大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谈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哪些方面集中地体现了理论创新精神时，郑科扬说：“江泽民同志提出和阐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它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新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同时为我们进一步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之点，就在于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运用辩证唯物史观观察发展、变化着的中国和世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把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我们党的建设联系起来，把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同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统一起来，着眼于解决现实的根本性的问题，以巨大的政治胆识和勇气进行重大理论创新。”的确，创新，才能发展；发展，才能解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问题和党的建设面临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在于它是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实现理论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何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对于记者的发问，郑科扬不紧不慢地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邓小平同志，都为我们作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继承与发展、坚持与创新相统一的科学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根本问题上的最新发展和重大的理论创新。我们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应当采取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辩证统一的态度，这样才能学深、学透，悟出‘真经’，为转化成自觉行动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他总结说，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和基础；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灵魂和保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归宿和升华。

　　诚然，“三个代表”的思想是辩证统一的统一体，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构成社会全面进步的双轮，最后的落足点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在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飞跃。历史已经证明，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社会主义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从一个弱小的”幽灵“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跨越。历史也必将证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必将引领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现在，似乎很少提毛泽东思想，相对而言提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多得多。对此，您怎么看待？难道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可是党章与宪法上都还赫赫写着？”郑科扬首先承认的确有时没有提及“毛泽东思想”，但认为这并不表明“过时”，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与侧重点不同而已”。“锦涛同志200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讲话坚定而鲜明地提出’一个高举‘、’三个永远‘，以及联系历史经验和当今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所作的深刻阐述，理论性、实践性、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我们在党建研究活动中，要长期、认真地学习。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对毛泽东同志再一次作了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评价，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和伟大贡献，表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一脉相承。‘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论述，使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更广阔的视角和更深刻的思维来认识毛泽东。”说着说着，郑科扬找出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文本说，“你看其中就有多次提到‘毛泽东思想’，怎么说过时？”

　　郑科扬认为，要把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与学习党的历史结合起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并运用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同时，他指出，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一定要紧密联系当今世界、当代中国的新变化，联系执政党现在肩负的历史任务和所处的历史方位，更好地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服务，为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和实现新发展服务。

　　进而，记者得尺进丈，提出一个更为“敏感”的话题以求教于眼前的这位党建专家。“以前有中国领导集体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说法，可是如今媒体与讲话中不见‘第四代’提法。这又是为什么？在适当的时候是否会有这种提法？” 面对记者的直面发问，郑科扬没有回避：“前面第几代的说法的产生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以后恐怕都改称第几届中央委员会了。毕竟第几代的说法有些不好断代，毛泽东时期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当中几经曲折；到邓小平为第二代时，起初他并没有担任党的总书记，但是他所起的实际作用与他的历史地位，人们都公认。到后来，邓小平交班时，就自然出现了第三代。第三代以后就没有出现第几代的提法了，现在的提法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或党中央）’。是说‘新一届’而不是‘新一代’。以后，很可能不会延用历史上的第几代说法，那已成为历史。现在都是进行正常的交接，进行新老交替，说第几届为好，走制度化、按党章办事，不会像以前出现大乱子。”

　　探索党如何掌好权执好政的规律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数百位中央委员会聚在一起，讨论”执政能力“这个与国家和民族命运攸关的重大主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在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郑科扬解释说：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他语重心长地说，要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其科学内涵。

　　早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努力，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郑科扬认为，胡锦涛提出的有关执政的7个基本范畴，构成了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它们相互联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决定执政性质的执政理念。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之所以如此重要，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我们党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严峻考验。一是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二是党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三是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近20年来，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陆续丧失执政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及时适应执政环境的变化，积极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郑科扬分析说：“国内改革与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改革与建设中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遇到新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我们才能早一点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国际上讲，国际局势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相当激烈，加之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交织——中国要走向世界，就要面临各种国际上的挑战，谋求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面对新世纪的新形势新任务，党要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使社会主义中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国家的命运与前途、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民族振兴的目标能否实现，甚至关系到执政党本身的生死存亡。”他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

　　很自然，我们谈到56年来中共执政的成功经验和重要指导原则，郑科扬说：“党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积累了执政的成功经验，主要是——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他说，这些主要经验，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必须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并继续丰富和完善。

　　党建研究会的生命在于研究，活力在于行动。近两三年，全国党建研究会把研究其他国家执政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开展工作的一个新领域来安排，所形成的专题报告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中组部领导同志的好评。郑科扬说，2003年，我们以全国党建研究会考察团的名义，对俄罗斯和古巴进行了为期19天的考察访问，主要目的是用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观点，了解苏共丧失政权的教训，了解古共党的建设情况和经验，对一个大国大党由盛而衰直到解体、一个小国小党始终巍然屹立于世进行比较研究，从历史曲折发展变化进程中，探讨共产党执政和自身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考察团与俄共和古共高层领导人直接交谈，接触不同层次和各方面人士，范围比较广泛，谈得比较坦诚，花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了解到不少第一手情况，加深了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郑科扬认为，苏共之所以垮台，并导致苏联解体，是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的发展过程，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内因是主要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现实方面是主要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主观方面是主要的；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政治方面是主要。总之，是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和作用的结果，归根结底关键是苏共自身出了问题。给郑科扬留下印象较深的主要是：苏共没有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及领导人，给党和人民造成了长期的、极大的伤害；苏共在思想理论建设上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从理论上的混乱导致党内外思想上混乱；苏共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在本国发展的道路问题，经济建设没有搞好，长期停滞，没有给人民群众真正带来实惠；苏共没有始终加强党组织的建设，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存在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凝聚力、战斗力严重削弱，广大党员积极性受到抑制和挫伤；苏共没有把党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最终丧失了领导权。

　　“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勇敢地迎接新考验、新挑战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正在达到新的高度，体现中国共产党对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科学判断和高度自觉，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郑科扬说，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从思想到行动兑现“求真务实”

　　“他关心党建工作，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喜欢研究问题，经常带着问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总结了不少新鲜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可行的建议。他的突出优点是，刻苦学习，既向书本学习，又向群众和周围同志学习；一旦接受任务，就投身进去，尽力做细做好。”曾与郑科扬一起在中组部与中央政策研究室共事的宋平这样评价他。

　　在2003年，全国党建研究会进行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3个课题的调研。接受任务后，郑科扬等专门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的总体调研方案，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调整并制定了调研课题分解细化方案。随后，分别在长沙和合肥召开课题协调会，明确了课题承担单位、组织方式和主要要求。郑科扬按照工作方案，到北京、上海等多个省市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机关单位开展调研，多次召开有领导干部、基层干部、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还访问了一些老同志，直接接触调查对象，进行了较大范围的问卷调查。《关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的调研报告》、《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若干问题的调研报告》和《关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 发展党内民主“几个问题的调研报告》，得到中组部的高度评价，并批示，“内容充实，问题反映充分，所提建议也很有价值”。郑科扬说， 这次调研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着眼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把立足点放在抓住热点难点，尽量摸清情况，提出解决矛盾的可操作措施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充分走群众路线，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调查与研究结合，努力反映实践探索中的新鲜经验。

　　在党建研究方面，郑科扬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他认为，求真务实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内涵，要不要和能不能求真务实，已经成为是不是真搞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我们做党建研究工作的同志，要真正把求真务实作为提高自己研究能力的基本功来长期锤炼，从思想到行动，从想问题到做工作，从课题调研到研究会开展其他活动，都努力落到实处，收到实效。”正因为如此，他在调研工作中，总是开展扎实细致的实际调查，力求大量掌握真实有用的资料，反复进行研究提炼，在求实求是的基础上求深求新，从中获取真知，得出能够回答问题、解决矛盾的观点和对策。他反对对学习不刻苦，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对新事物新知识不感兴趣，似懂非懂，停留在表面认识上；对工作自我欣赏，固步自封，安于现状；做课题冥思苦想，闭门造车，凭主观臆想下结论；搞调研先定框框，再找“依据”，回避矛盾，不深入事物的本质；写文章从原则到原则，从概念到概念，抄书抄报，东凑西拼，低水平重复。他最禁忌的是，把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活动庸俗化、功利化。

　　“半个多世纪里，我努力接受党的教育和人民的哺育，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经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次又一次历史转折，终于走上并正在继续走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回首往事，郑科扬对自己选择的人生追求和所坚持的道路无怨无悔。他感慨地说：“我个人的命运，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同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今后我要在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服务做出更大的努力，回报伟大的祖国与时代。”

(责任编辑：李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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