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后的证券法。观察证券法修订过程并分析新证券法内容，我认为，在法律制度安排上，新证券法无法满足证券市场长期健康发展需要，且缺陷是结构性的。

　　我认定新证券法存在结构性缺陷基本依据是：按行为划分，证券市场可分为“交易行为”和“监管行为”两大部分；从这两类行为的权力赋予看，新证券法只是加强了“监管行为”权力，根本没有归还“交易行为”应有权力。

　　世界证券史表明，从自发投融资需求中发展起来的市场无一不是“交易行为”在前、“监管行为”在后。“交易”与“监管”的权力边界界定得十分清楚、明晰，市场主体拥有充分自足选择权，“监管”仅针对市场出现问题展开。例如，美国上世纪30年代初期颁布的两部证券法，仅针对上市信息披露与欺诈问题出台规定，却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弊端之所以不断放大，核心原因在于开设动机就不端正，至今饱受行政势力主导，内含强势利益集团套利机制，而严格意义上的“交易行为”长期无法建立。新证券法对这一市场根本症结视而不见，所以它是“独腿”的。

　　体现在技术层面上，新证券法也存在重大瑕疵。证券法修订草案付诸表决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参加分组审议时仍提议，“在草案中增加内容，强调对上市公司退市内容的安排”。退市属于证券立法必须重点给予制度安排的环节，为什么数易其稿后，证券法修订草案仍未能做到应有关注呢？这并非出于疏漏。不仅退市缺乏安排，于公司上市环节，照样规定由证监会通过下属交易所主导发行审核制度。概而言之，这是因为相关方面在修法过程中，对证券市场市场化发展路径未予充分考虑，相反试图以法律规定形式继续限制所致。

　　通过新证券法，证监会在该有与不该有两个方面都扩大了权力。一段时间来，路人皆知的事实是，在股改对价、新股发行等问题上，国资监管部门与证监会分歧很大。那么，在修订证券法问题上，为什么不见国资监管部门发表不同意见呢？道理很简单，就是继续把企业IPO和再融资阀门留在证监会手中符合国资监管部门利益。

　　如果走市场化路径，中介机构自然以销售效率为原则，完全按投资者需求保荐企业上市，而不管公司有什么背景、是何种所有制。这就打破国有企业优先圈钱格局，无疑是既得利益者不愿看到的。

　　证券法修订与股权分置改革呈并行关系，法律调整同样需要从实际出发，令人不解的是，股改系对市场关系的大调整，何不等到“后股改时代”基本面貌浮出水面后，再行出台新法呢？作为对证券法修订应联系股改相关观点的回应，草案交付表决前，担任起草工作小组负责人的“权威人士”称股改与修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孤立地看，化解股权分置的确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看不到股市改革与法律修订内在联系??忽视证券市场弊端的制度成因，忽视市场发展对法律制度的需求趋势，势必犯下历史错误。

　　就市场实际对法律制度供应的内在需求而言，朝前看，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支付巨大改革成本后，“后股改时代”市场要得以存续，无法偏离的主线是演进为真正的资源配置场所。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构建起保障参与方平等地位的市场环境，通俗地说，就是要让好的公司能够竞争上市，让投资者得以自由地交易所中意公司股票。实现此点，必然需要通过限制行政审批权力方式，遏制既得利益集团特权。虽然“权威人士”说修订过程中研究过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证券立法文本，并称草案受到美国人赞扬，新证券法在这一关键处却没有任何突破。

　　新证券法之下的中国内地证券市场依然是一个制度性不平等充斥的市场！

(责任编辑：陈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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