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平新乔近日所提供的数据表明，1997年以后，尤其1998年到2004年，我国预算外财政规模已经相当于整个地方预算内财政的50%左右。

　　我们知道，政府获取资金的目的应当是为了更好地履行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但在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手段往往取代了目的，获利最大化取代了公共福利的最大化，政府行为蕴含着巨大的道德风险。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正视政府这种获利最大化取代公共福利最大化背后的原因。

　　首先是地方政府的自利性。目前地方经济利益的独特性日益显露，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成为辖区内公有经济的真正控制者，它兼具区域经济调控主体和经济利益的双重角色，其掌握的经济决策权和可支配的资源也得到相应的拓展。不同地区利益之争、上下级政府利益博弈表现为地方政府为本地企业争利，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而无原则地让利。

　　其次，政府职能部门的自利。长期以来，政府的“条条”出于部门利益与作为“块块”的地方政府间常常出现摩擦。而政府职能部门执法的本质就是为公众提供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服务性的“公共物品”，而绝对不是为私人或个别利益集团谋取私利。

　　最后，政府官员的自利。政府官员直接拥有的行政权力的自发扩张和自由裁量权的客观存在，为其自利的扩张和实现提供了空间。

　　而要消除这些弊端，必须进行制度设计，以控制行政主体的行为，抑制政府不合理自利的恶性膨胀。

　　河南信阳师院朱四倍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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