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在很多领域的改革出现的问题都归罪于经济学家是不够客观的。多数经济学家没有那么大能量左右中国改革进程，他们只是参谋，如果他们还能当上参谋的话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因为丁学良教授关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一席谈话所引起的争论仍然在如火如荼地蔓延着。各大主流媒体、各个经济学的专业网站都在议论这件事情，甚至你在街头巷尾都能听到纷纷的议论。经济学家这个群体刹那间再次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只不过这一次在大多数人的话语里“经济学家”这个词汇成为了一个被贬斥的对象。

　　丁学良教授所列数的经济学家们的“几大罪状”，倒是多有合理之处。一些经济学家的职业道德和操守确实值得怀疑，即使连一些同行也不能不对有些人嗤之以鼻。当下关于经济学家职业道德和操守的讨论似乎就像刚过去不久的那场关于法学家“良心”的讨论一样，让人们，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重新思考一个问题：那些在知识上占有优势的人们应该为谁说话？

　　争论的细节就不必再去回顾了。经济学家成为众矢之的不是没有原因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批“经济学家”，包括那些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让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遭受这样的诟病。中国怎么平地冒出来这么多经济学家呢？一边是饱读诗书的学者“十年磨一剑”亦不敢自称经济学家，一边是刚能看懂经济学ABC的人就敢“指点江山”，真是“无知者无畏”“我是经济学家我怕谁”。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搬着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东西到中国来做实验，其效果可想而知。

　　我不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该去关注现实问题，研究现实问题。经济学家们的群体个性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特点。中国的知识分子最讲什么？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经济学家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面临的任务、环境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是不一样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环境下，要求经济学家都躲在书斋里面不动声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仅仅于学术研究无益，也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念。况且中国的经济改革越来越到了一个“深水区”，正需要经济学家们“走出来”为这个国家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面讲过，评价一个知识分子首先应该看他是否对现实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要求学者都去研究理论自然也是一种不客观的观点。但是一哄而上，都去对现实问题指指点点也不是什么好事。经济学家们成为众矢之的不单单是经济学家们的问题，还有我们的学术评价标准、科研管理体制、社会评价体制等等一系列问题。

　　看到争论的双方已经“上升”到了骂人的“高度”，显然争论已然是被异化了。这场争论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它本身所能够承载的范围。 就像硝烟还没有散尽的“郎顾之争”，已经不是简单的几个人的口水战的问题了，它承载着在这场社会变革当中得益一方的扬扬自得，更承载着受损一方的无可奈何。不过，有一点，我觉得需要明确，不管社会是如何讨厌有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不管在我们的话语里面“经济学家”是如何“臭名昭著”，我还是认为，把中国在很多领域的改革出现的问题都归罪于经济学家是不够客观的。大多数所谓的经济学家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去左右中国的改革进程，他们大多数只是参谋，如果他们还能当上参谋的话。民间所流传的所谓“新三座大山”的说法——教育改革产业化、医疗体制商业化、房地产业商品化中，哪一个中都有那些“接受过正统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家的影子。但是反过来一想，是否经济学家就应该为这些问题承担完全责任，是不是经济学家正是这些问题中最容易被抓出来“泄愤”者？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煌煌史书给我们记录了不少替罪羊的故事。一些经济学家应当反省自躬，然而我们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多么需要我们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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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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