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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今后20年能否建立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不在于外国企业是否愿意到中国投资，而是中国的本土企业能不能自己站起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副教授黄亚声2005年11月2日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就在采访的次日，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在《中国经济季报》中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在2005年达到9.3%，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并判断：中国处于有利的宏观经济和金融背景中。当世界各国在今日惊叹于中国的经济成功，甚至纷纷揣测她逐渐壮大的经济实力可能改变日后的国际格局时，黄亚声却冷静地提醒道：“中国在发展内资方面不如印度。”

　　中印的改革方向不同

　　“中国最丰富的就是人力资源，并依靠它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FDI)。但与此同时，中国却忽视了对本土企业的扶持。这一点，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经济改革的印度要做得更好。”黄亚声比较道。

　　他介绍说，“在金融改革中，印度愿意让国内银行私有化，同时允许国际银行进入。如果你到印度去看一看，在当地办得最好的一定是印度本土的私人银行，而不是来自美国的花旗银行。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最了解印度市场情况的肯定是内资的银行，比如，比较偏远的地方外资大银行往往不愿涉足，那里的商机都被本地银行独占了。由此可见，印度银行改革相当成功。”

　　“反观中国，除了民生银行有四分之一的民营资本以外，其它都是国有银行。”黄亚声说，“中国金融业的呆帐、坏帐由来已久，但是每一次政府都靠注资的方式试图挽救，均不见效。这就相当于给国有银行更多的钱去‘挥霍’，却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现在，中国的几大国有银行不但没有将经济触角伸展到大城市之外的乡村和边缘偏远地方，反而将那里的很多分支机构撤回来，或打破，或出售支点。这如何才能有竞争力？”

　　在他看来，金融体制的弊病直接影响了中国民营企业发育不良。“中国大银行在贷款时，总喜欢贷给外资大企业，而后者往往是资金充裕，并不需要太多的贷款。相反，中国的本土企业在成长初期最需要的就是银行的资金支持，但却因为对方门槛太高，而得不到贷款。但是，从一个国家经济长远利益着眼，鼓励私营银行的发展是帮助民营企业成长的重要融资手段。”

　　“值得庆幸的是，最近两三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有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保护私营企业的‘36条’出台后，马上中国就有私营企业涉足石油业，这是在过去20年内闻所未闻的。”黄亚声不无欣慰地说，“但是，扶持一个企业就像养一个孩子一样。这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印度90年代开始扶植内资，到90年代末才见成效。”

　　黄亚声在研究中发现，中国能保持高速的GDP增长，外贸收入是主力军，占了70%的份额。这也是中美两国经常争吵不休的原因之一: 从纺织品配额的提高，到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中美贸易问题很多都是美国的问题。”黄亚声说，“我认为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中国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该升的就不要升。继续升值对中国是很不利的，尤其是对本土的私营企业而言。”

　　中国内需不足，农民消费能力尚待开发

　　黄亚声分析道，“中国本土企业最近几年发展并不顺利，赢利率一直在降低，它们中的出口企业赚钱空间也都是很小的，过去这么多年一直都靠低成本产品。如果人民币汇率上涨了2%～3%，对它们来说影响很大。”

　　“中国50%以上的出口都是靠在华的外资企业的业务，它们和民营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做的是出口加工，从美国、韩国进口材料后在中国加工，然后再将成品出口西方。人民币的升值虽然让外资企业的出口价格贵了，但是进口时也便宜了。因此，它们出口成本的升高能从进口成本的降低中得到抵消，影响并不大。”黄亚声话锋一转，“但是，中国民营企业用的原材料都是从本地采购，因此，汇率提高只会对其出口造成压力，而没有其它办法弥补。”

　　将视野放远，黄亚声说：“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币值，而是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性太高了，而这种高依赖性归根结底是因为国内消费需要不足，占中国总人口70%的中国农民的收入增加很慢。改革20多年，中国的经济实力仍然无法为几亿农民都多买一台洗衣机，或是将他们家中的电视换成20寸的大彩电。”

　　“要提高农民消费能力，首先要减少他们的支出。若是农村孩子上小学还要每月花费几百元人民币，怎么才能有钱买别的东西？”黄亚声一语道破问题的所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GNP也是每年以8%的增长，很大程度是靠农民的收入增加和消费增长在支持。那十年可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到了90年代，中国则把农民的一部分收入挪入城市，才造成农民实际生活水平降低。”

　　10月26日，美国又将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诉诸到WTO讨论，以施压后者加强反盗版的力度。谈到这个议题，黄亚声开出的经济处方仍然与众不同。

　　“知识产权问题的确在中国存在，但是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他说，“美国经历的时候是20世纪初期。那时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还不健全，也没有这么多压力。现在中国经历这个过程则遇到了一系列环境的限制。中国自身来说当然应该注意。”

　　然而，他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本土公司本身没有多少知识产权。任何一个国家开始重视保护知识产权都是在本国公司强大了，有了自己的产权后，才开始意识到保护它的重要性。”

　　“中国过去的政策都是限制自己的本土企业去创造知识产权，别的国家却在拼命扶持。”黄亚声又回到了他的核心论点上，“本土企业得到的研发资金少，怎么有能力开发出新的技术？没有知识产权的创新能力，自然谈不上有强烈的产权保护意识了。” (李焰、徐琳)来源：《华盛顿观察》周刊

(责任编辑：谢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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