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主流经济学家辩护

　　傅勇

　　我们宁可需要一些“层次更低”的经济学家。他们需要研究一些“行而下”的问题，依托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做现实问题导向的研究，为我们的改革提出具体的建议。而当经济学家们这样定位时，他们所做的绝大部分工作很可能只是对现有经济学知识的利用，而不是增添新的内容

　　日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并直言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一时间，舆论哗然，从者甚众。联系到去年主流经济学家曾以沉默当作回答的尴尬遭遇，丁学良先生的“5个论”大有让内地经济学家们再次经历“集体失语”的态势。

　　从旁观者角度，一个圈外的社会学家的只言片语就能让整个经济学家群体如坐针毡，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何也？看来经济学家学业不精，忙于为利益集团作“代言人”的形象可谓已“深入人心”久矣。那么，究竟怎样才叫“真正的”经济学家呢？标准似乎有二：其一，够专业；其二，不可入世太深。可是，正是在这两点上，笔者认为，我们需要给内地经济学家更多的理解。

　　先来看学术标准。说内地真正的经济学家凤毛麟角显然是指他们的学术水准达不到“国标”，甚至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细心的会注意到，内地经济学家的这一“软肋”早被人点出。笔者清晰地记得，一位“海归”教授曾在演讲中指出，专业地看，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少称得上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而中国经济学界权威的《经济研究》杂志也应该更名为“经济问题研究”，因为中国质量最好的论文也只是在研究具体实践问题，对经济学理论的知识库存并没有任何边际意义上的贡献。

　　然而，即便如此，那些试图对一般理论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仍然被指责为“过度数学化和技术化”；其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东西，必定要搬出一堆令人生厌的方程式和数学模型来吓唬人，让经济学拒人于千里之外。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到底要多专业才好呢？

　　就学术这个层面上说，如果问我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家，我的回答是：就是眼下这一批经济学家！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在经济学家这个市场上，对经济学家有怎样的需求，就会供给出相应的经济学家。正如恩格斯所言，社会需要胜过十所大学。凭着中国人如此之多、如此之善学，如果社会果真需要西方标准的经济学家，那他们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反过来，给定中国的国情，假如把所有美国一流大学的经济系教授搬到中国，感到不适应的将不仅仅是他们，还有我们自己。

　　从这个角度说，在我看来，我们宁可需要一些“层次更低”的经济学家。他们需要研究一些“行而下”的问题，依托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做现实问题导向的研究，为我们的改革提出具体的建议。而当经济学家们这样定位时，他们所做的绝大部分工作很可能只是对现有经济学知识的利用，而不是增添新的内容。因而，应该坦承，在转轨经济的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学家要想达到国际学术标准是十分困难的，在可预见的将来，拿诺贝尔奖也完全是小概率事件。可是，我仍然相信，这些“过渡性”的人物正在试图很好地完成他们自己的使命，过去的改革实践证明了他们的睿智和勇气，虽然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没有对经济学理论作出一般性的开创性贡献。

　　再来看入世深浅的问题。内地的经济学家被认为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近日又有媒体言之凿凿地披露，一流的经济学家年进百万甚至数百万，二流的经济学家也挣60万。应该说，对于一些经济学家通过所拥有的知识先富起来，扭转过去那种“脑体倒挂”的不合理现象，大多数人还是能够坦然接受的。问题在于，如果经济学家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做项目、担任独立董事等商业领域，那么，在大把赚钱的同时，人们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言论已经走了样。

　　其实，仔细考量一下，把经济学家在某些公司做独立董事当作为其作利益代言人的证据未免稍欠严肃，在某种程度上也高估经济学家同时为多方代言的精力和能力。另外，如果说个别经济学家道德有问题倒也罢了，而当认为整个经济学家群体出了问题时，再诉诸道德批判显然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为什么偏偏道德不好的人去搞经济学了呢？反过来说，我们没有理由（通常也没有必要）要求某些人的道德一定要高尚。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人们的行为模式完全取决于制度：好的制度让坏人做好事，坏的制度让好人做坏事。所以，如果经济学家集体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应该从制度安排找根源。

　　最后，如果承认经济学有一种普遍的“帝国主义”倾向的话，那么，这个倾向在中国可能要严重的多。老实说，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经济学几乎成了惟一的显学。这固然给经济学家搭建了一个空前的大舞台，可是，同时也让经济学家们过多进入了许多本应属于其他学科的领地，而对有些问题的讨论并不是经济学的长项。因而，经济学家什么都懂，什么都谈也不仅仅是为了出风头和捞好处。一个例子是，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被动地涉入了社会公平这类社会学和政治哲学领域的问题；他们的答案或许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应该指责和嘲笑一位水手的骑术吗？

　　作为一门实证学科，经济学的科学性仅仅在于解释世界，但正如马克思墓碑上的名言所指出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我们也总是期望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建议和指导。不过，我们应该清楚，当听到经济学家谈论“应该怎样”时，他们已经跨过界限从科学家变成了政策顾问。而当他们这样做时，争论通常不可避免。因为，几乎任何一项政策总有受益者和受损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者对两者所给的权重不同，就会对政策有不同的评价，而当经济学家的价值观与公众发生偏离时，经济学家就被推上风口浪尖，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总之，当前经济学家进退维谷的难堪境地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而不是用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定横竖都是经济学家的不对。

　　鼓吹低工资：鼠目寸光

　　王伟

　　随着香港两位敢说皇帝什么也没穿的“小孩”的发难，在内地经济学家集体噤若寒蝉了一段时间以后，终于有人敢站出来反驳了，他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

　　在上周末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李剑阁演讲时说：“这场学术分歧对于经济学界来说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于是，李主任就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需要认真研究”。“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显而易见，李主任打算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经济学家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我理解李主任这句话含义有二：一，平均主义的别名是大锅饭，过去我们身受其害，所以我们改革。二，经济学家不能只着眼于小，即工人的涨工资，而要看到更为宏观的也是更重要的问题，即不能逼迫企业涨工资从而导致其外迁，这样工人就失业了，我们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乍一看，这位李主任的观点很正确，高屋建瓴，是在从根本上维护工人的利益。从境外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就可得到注脚。可笔者却认为，经济规律有自身的规律，如果认为“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实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说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

　　一，大量欧美外资涌入中国，固然出于其国内的昂贵的人力成本压力，看中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同时更是看中了中国广大的市场潜力。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大量欧美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而不是越南这样的小国，因为后者市场有限，制造了大量产品而无处卖，去那里投资违背了资本逐利的本性。

　　二，工资低固然可以留住投资者，但是如果长期保持这种低工资，无形中就会给投资者这样一种印象———大量的低廉劳动力可以抵消高科技，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削弱了外来投资者或者说本国企业主投资高科技、提高管理效率、更新设备和人力资本培育的动力。这样一来，消耗的是我们的资源，污染的是我们的环境，工人安全和健康无保障，工人固然可以得到赖以糊口的工资，而大头却被投资者拿走了。近年来，广东和福建等地的民工荒就是对这种现状的反抗。

　　所以，认为逼迫企业涨工资，投资者就会吓跑，实在是杞人忧天。换位思考一下，如果真如李主任说的这样，欧美国家的政策制订者和经济学家并不傻，他们为什么不呼吁其国内的企业家降低工资呢？就是因为人家尊重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涨工资固然会导致企业外迁，但同时也会迫使其研究管理规律，提高生产效率，开发新技术，采用新设备，培训员工……所有的这一切将会以最小的成本获取的最大的收益，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客观地推动社会进步。

　　欧美企业外迁确实也导致了一些本国工人失业，但由于企业提高了生产效率，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实行二次分配，这就是欧美国家的高福利。当然，鉴于我国目前的情况，高福利还不现实，留住企业确实有必要性，但是如果无视低工资带来的种种弊端，甚至公然呼吁经济学家鼓吹降工资，则是典型的因小失大了。

　　笨拙的回马枪

　　郭松民

　　让没有承担能力的弱势群体承担改革成本是极其危险的。其后果绝不仅仅是“产业会被转移到越南”那么简单，可能会诱发社会动荡，导致改革半途而废，因此这也是对改革极不负责的一种态度

　　如果说，2004年夏天“郎旋风”的不期而至，迫使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全面转入防御，陷入不得不为自己辩解的窘境的话，那么随着顾雏军的锒铛入狱，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防线就开始全面崩溃，连辩解的声音也没有了。前两天，香港教授丁学良横枪立马、喝退千军就是证明。在这样的局面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以主流经济学家“后卫”的姿态，在且退且战中杀出的一招“回马枪”，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李剑阁是用一个明显的威胁来展开自己的反击行动的。他说，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贫富差距极大的情况下警告防止“平均主义”，李剑阁的立场不可谓不鲜明，这一点暂且不论。我想问的是：一直以来，难道不正是一些经济学家在大力鼓吹不必拥有自己的品牌和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只要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就一切OK了吗？难道不正是在你们的大力推动下，在许多国内的幼稚产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盲目开放市场，使它们遭遇了灭顶之灾吗？难道不正是你们一直在宣扬“只求所在，不求所有，民族工业是一种过时陈腐的概念”吗？现在国家因为贯彻了这些理念而陷入了一种被“锁定”的状态，面临困难的抉择，你们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思、愧疚和自我批判精神，也不提出任何亡羊补牢的方案，反而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说这种威胁意味十足的风凉话，你们真的认为自己不必对目前的局面负任何责任吗？

　　李剑阁是用“改革必须付出代价”来作为自己全部立论的基石的。

　　我承认，制度的变迁总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一点并没有错。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来承担这笔成本？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应该由不同的利益阶层轮流来承担成本，而现在是让那些在改革中获益的阶层承担成本的时候了！

　　回首二十多年的改革道路，我们会发现是这样一些阶层首先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国有企业的工人承担了国企“改制”的成本，下层民众承担了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的成本，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以自身的“廉价”承担了“世界工厂”的成本……等等。由于付出了这些成本，中国经济出现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一部分人不仅先富起来了，而且富得惊人，使中国成了对奢侈品厂商最具诱惑力的市场。因此，无论是从公平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使改革获得新的动力的角度来看，都应该由这些获益阶层分担一些后继改革的成本———也无非是多交一点税，提高一点工资罢了。

　　继续让这些已经没有承担能力的弱势群体承担改革成本，是极其危险的。其后果绝不仅仅是“产业会被转移到越南”那么简单，而是可能会诱发社会动荡，导致改革半途而废，因此这也是对改革极不负责的一种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的要求和“和谐社会”的构想，才是真正对历史、对改革负责的态度。

　　李剑阁杀出的这招回马枪，力度非常大，但大概因为是在气急败坏的情况下使出的招数，所以不够漂亮，露出了在立场方面的破绽。这让我想起了刚刚看过的电视剧《好想好想谈恋爱》中的一句台词：“咱们俩不是一个阶级的，当然现在不这么说了，但实际上就这么回事！”

　　“提高工资”天塌不下来

　　马国川

　　在“重资轻劳”思想指导下，为获得价格竞争力而牺牲工人权益，不但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剧增，还将出现廉价劳力依赖造成的技术停滞危机和工人收入微薄造成的国内市场萎缩危机，甚至导致劳资矛盾激化的社会危机

　　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说，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

　　在人们都在呼吁提高工人工资的时候，李剑阁先生却提醒人们“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实在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提高工人工资问题刚刚被提到桌面上来，许多地方根本还没有真正付诸实现，即使有些地方为了招收工人提了部分工资，其幅度也还远没有达到“平均主义”的地步。李剑阁说：“主流经济学家面临着很大压力”，笔者不想给“主流经济学家”加大压力，只想提醒一句：“提高工人工资”天塌不下来！

　　提升劳动力价格，投资者就会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地方去吗？迈克波特在《竞争战略》中对此作出了回答：“竞争力与廉价劳动力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以生产成本或政府补贴作为比较优势的弱点在于，更低成本的生产环境会不断出现。今天以廉价劳动力看好的国家，明天可能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国家取代。”可以预言，中国制造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不会被周边的国家替代，投资者离不开中国。确实，越南、蒙古、斯里兰卡等周边国家比我们的劳动力价格更低，但是他们并没有对中国制造产生多大影响。因为中国制造这些年已经形成其他周边国家不具有的优势，如：完善的产业链，稳定的投资环境，中国自身的发展潜力及巨大的市场等，这些都是没有人能够在短时间内取代的，所以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其实，在担心“提高工人工资”天会塌下来背后，是根深蒂固的“重资轻劳”思想。多年来，我们对资本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十分重视。无论对外国资本或本国非公经济，都给予一系列优惠条件。但对劳动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收入分配上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在经济学上，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被称为“分配率”，被视为衡量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2000年美国分配率为58.31％，德国为53.84％，英国为55.27％。可是在我国，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却已表现出严重的不公平，上海2001年为34.90％，广州2001年为46.47％。

　　在“重资轻劳”思想指导下，为获得价格竞争力而牺牲工人权益，不但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剧增，而且还将出现廉价劳力依赖造成的技术停滞危机和工人收入微薄造成的国内市场萎缩危机，甚至导致劳资矛盾激化的社会危机。

　　“提高工人工资”天塌不下来，可是假如大多数民众的收入一直维持在低水平，消费低落，必将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危机。归根到底，一个大多数民众生活艰辛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强国。只有大力提高工人工资，让几亿的中国普通劳动者成为强势的消费者，中国经济才能健康发展。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孙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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