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某报刊载鲁宁先生一篇文章，该文提出国资流失3521.2亿是改革必须支付的代价。3521.2亿这个数字，是前些时候对169家中央级国企的清产核资得出的资产损失结果。

　　鲁宁先生没有论证，如此巨大的损失，为什么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也没有解释，即便是代价，为什么必须这么高昂？不过，在文中他提出两个观点，一是不能因为这些损失带来的噪音而影响市场化道路；二是加快产权改革的步伐，以减少“出血点”。

　　改革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一点，人们已经形成共识。但改革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增加财富总量并合理分配，是能够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如果改革的收益小于支付的成本，那么这样的改革一定是失败的。

　　从169家中央级国企的情况来看，3521.2亿是一个表面的经济成本数字，其包含着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被磨蚀掉的财富，也包含着腐败成本。在这个冰冷的数字背后，隐藏的是国企改革造成的人力资源损失，也就是大量人员失业造成的社会财富流失，即学者胡鞍钢所称的“奥肯损失”，这部分损失与流失的国资一起，构成了庞大的经济成本。

　　在经济成本之外，人们不能忽略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社会成本和失业人员的心理成本。实际上，这些成本的弊端已经若隐若现，威胁着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们也不能忽略了时间成本，在改革进入到深水区的今天，时间成本的含义愈发显得真切而深刻。

　　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心理成本和时间成本等，连同腐败成本一起，成为社会为改革付出的沉重代价。必须看到，随着改革的推进，成本增加的压力在加大，收益小于成本的风险也在增大。而且，改革的获益者与成本的付出者并不统一，在不够规范的转轨过程中，一部分获益者逃避了对成本应有的承担，而把成本转嫁给社会，并由此产生社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应当确立一些学者提出的“卡尔多标准”的原则，也就是对改革过程中利益进行再分配，改革必须让获益者拿出钱来赎买其收益，并用这些钱去补偿改革受损者。在经济成本的分担上逐渐实现公正的同时，也定然会减轻社会成本和心理成本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冲击力度。

　　回到鲁宁先生提出的两个观点上，一是市场化方向不能变，这当然是对的，这是改革的目标问题。对改革成本的进一步认知，并不是要去对改革目标的否定。他的另一个观点，则是涉及到了时间成本，改革从增量的私有部门走向存量的国有大企业，牵涉的利益错综复杂，利益集团处在强势地位，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考虑到时间成本，这不仅仅是鲁文中提到的减少“出血点”的问题，更是因为时间上战略性的延误，将是一个社会的无法承受之痛。

　　至于腐败成本，这是一个艰难的大课题，不是光在产权改革层面就能解决的，更依赖于行政体制的变革，割裂利益与权力之间理不清的纽带。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