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日前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邹东涛教授《经济学的国民性》一文，立即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反响，今天我们特别请到邹东涛教授来到搜狐经济学聊天室，就“经济学的国民性”及我国当前经济学界一些争论热烈的焦点问题进行探讨。

　　“经济学的国民性”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搜狐嘉宾聊天室。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中国社科院著名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邹东涛教授做客搜狐，就“经济学的国民性”和我国当前经济学界一些争论热烈的焦点问题进行探讨。邹老师，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好吗？

　　邹东涛：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11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向我的约稿《经济学的国民性》。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写的，而是长期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更重要的是一个广泛的实践问题。

　　邹东涛：“经济学的国民性”，其思想源源最早可以追索到英国资产阶级古典亚当.斯密经济学家，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简称《国富论》）就体现了“经济学的国民性”这一思想。前几年，我主持完成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去年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该书总纲的“导言”的题目就是“经济学的国民性”。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任务是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目的是为国民谋福利，方法是立足中国本土国民的实践。一旦经济学研究离开了国民财富的增长，离开了为国民服务的宗旨，离开了中国本土的实践，就失去了这个学科的本能和立足点。

　　邹东涛：经济学是一门“显学”，即是经验性、解释性的科学，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经济学有两大现实应用价值：一是社会启蒙；二是体制设计与政策评价。从经济学说史考察，经济学既从一个个角度记录了各个时代不同国度人们组织自身经济活动的方式，又为他们实现当时的目标和改进制度模式与政策手段提供帮助。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分析支配、影响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经济关系、运行机制、调控机制，探寻其中的规律。这是当代中国经济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邹东涛：从经济思想史看，理论认识无不来源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西方的学术是在解决各个历史时期的西方“问题”中演进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是对18世纪英国“问题”的有力回应。如果不是深入思考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斯密不可能成为经济学巨人。我们现在有的文章，要么用马克思恩格斯150多年前的一些断言来现在的实践，要么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似乎不如此就不够水平。这实际是忘记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理论来源于特定的实践，理论的检验标准在于特定的实践，理论服务的对象也是特定的实践。

　　邹东涛：所谓西方经济学，不仅其理论的提出者是西方人，而且它是立足于对西方问题、对发端于西方国家且运行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进行描述和解释的学说。作为一种认识工具，任何民族都可以学习和使用它，但在使用过程中需要针对自身问题进行“适用性开发”。中国经济学者应该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同时也应该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担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因此，在发现和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向本土。否则，我们的智力活动就既无益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也不会有大的创新。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相反，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成熟的认识方法与本土问题的有效对接，避免因用了西方的方法而忽视了对本土问题的关注。

　　邹东涛：任何一个普遍原理的学习，都是应用和在应用中学习的过程。普遍原理的应用过程一定是本土的。只有在本土社会里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才称得上是成熟的理论，掌握这种理论的学者才算是成熟的学者，才有可能发现本土问题的全球意义，做出全球性的贡献。中国的实践不同于西方，有关中国问题的认识不可能在西方问题意识上展开。反过来说，一个问题如果是重大的本土问题，也必然具有全球意义，即“本土性的全球问题”。

(责任编辑：任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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