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日前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邹东涛教授《经济学的国民性》一文，立即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反响，搜狐财经特别请到邹东涛教授来到经济学聊天室，就“经济学的国民性”及我国当前经济学界一些争论热烈的焦点问题进行探讨。

　　“经济学的国民性”

　　“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主持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急剧拉大，越来越的人对这个口号提出了反思和质疑。您对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怎么评价？

　　邹东涛：这次十六届五中全会所做出的“十一五”规划建议里，强调继续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调实行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同时也强调要更加关心弱势群体，更加注重公平问题。近些年以来，中国贫富差距确实在不断拉大。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10%的人口占有45%以上的财富。这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不满。因而，有不少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质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为这句话造成的！我看一定得把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认真搞清楚。

　　邹东涛：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而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不是要消灭收入差距，而是要调节收入水平过分悬殊，取缔非法收入，保护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中国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普遍难题和顽疾是经济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国就正确地提出和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但在改革开放27年后，无论是经济效率还是收入差距都有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经济效率的提高，社会财富有了巨大增加；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也有了较大的扩大，形成了社会富裕阶层和社会弱势阶层，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固然，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因为收入差距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但收入差距过大，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公平原则，也不利于社会稳定。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经济效率，又不损害社会公平和影响社会稳定，这不仅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在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文化的中国，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方面尤其要采取审慎的态度。

　　邹东涛：首先要承认，“平均主义”不利于提高效率，“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这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实践都证明了的。比如，说勤劳人效率高，如果勤劳人的回报与懒惰人一样，人们就不愿意勤劳。因此要“奖勤罚懒”，而奖勤罚懒必然造成收入差距。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立足于提高效率。

　　邹东涛：这里还要客观地分析“公平”。公平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有利于激励效率，而结果公平（比如不管工作干的好坏收入都一样），这必然会严重影响效率。经济学天生关注效率，社会学天生关注公平，这是学科的分工使然。我看可以用一句话使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达成“共识”：“公平是相对的，社会可以接受的差距就是公平的”。为了提高效率，差距拉大了，但只要这个差距在社会可接受的程度内，就可视为是公平的。

　　主持人：问题在于，现在收入差距过大的呼声越来越高，这表明我国现在收入差距已经超越了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再这样下去，社会可能会出事了。

　　邹东涛：确实如此。问题在于，我们首先要找准造成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是什么？以便制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举措。有人提出来，我国现在收入差距过大是“效率优先”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就得降低效率了。我们试想一下：我国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决不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产出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而单位GDP增长的资源消耗率则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邹东涛：我国目前存在的收入差距过大的严峻问题是因为提高效率造成的吗？我说“非也！”。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大，我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腐败官员（含国企领导）的巨额非法收入；二是企业偷税漏税的巨额非法收入；三是非公有制企业劳资收入差距过大；四是下岗失业人员较多；五是部门和行业垄断造成的不平等；六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七是中国农村人口太大，贫困人口太多，等等。

　　主持人：哦！找准了问题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的解决问题。

　　邹东涛：是的。为此，一是要通过加大力度反对和治理腐败，二是加强税收监管，三是要制定和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和工会制度，四是要进一步搞好就业和再就业工程，五是要打破部门和行业的垄断，六是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七是要进一步搞好“三农”工作，等等。这些才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大手笔”。

　　邹东涛：我这里还要专门谈谈非公有制企业劳资收入差距过大的治理问题，这不仅包括制定和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还包括建立健全工会，让工人有维权的力量。但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工资水平有一个国际市场的比较和攀比问题，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剑阁副主任指出，越南的职工工资现在低于中国，如果强行把国内的职工工资标准提的太高了，则可能使国外资本不愿意投向中国而是越南，而国内资本流失到越南。这样就会降低中国的就业率，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注意。

　　主持人：那么，您是不是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不变？

　　邹东涛：那也不是，尽管我认为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不能归结为“效率优先”了，但我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也要与时俱进。我国过去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是因为鼓励效率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还需要政府在推进效率方面发挥有利作用；二是我国当初平均主义还比较严重，需要打破。而今天的情况则大大变化了。市场作为激励效率的力量初步形成了，市场机制和竞争天生具有偏离社会公平的趋向，并且会长期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客观上则将转变为“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邹东涛：这里我还有必要指出的，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是较大，但并非像有的媒体和有些人炒作的那么严重，似乎社会即将崩溃一般。我的基本估计是：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中出现收入差距是正常的，是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它与过去旧体制下普遍贫穷低效的平均主义相比，是一种社会进步；存在的问题有一些局部的严重，但还不是全局的、“奔腾式的”、甚至是“对抗性”矛盾。为此，应当注意的是：一方面，切不可忽视收入差距过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又不能过分渲染收入差距问题。要正面提倡勤劳致富和促进共同富裕，但要防止“仇富”思想的产生。在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和平崛起的国家，不能忽视公平，也更不能忘了效率。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