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眼下，谩骂经济学家成为一种时尚，不是说经济学家不能批评，问题是，很难找到愿意撰文肯定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的人，这是比较奇怪的现象。《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以其参与改革的经历，通过回顾改革历史，正面评价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由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质，中国经济学家还不是国际上那种标准的经济学家，而是改革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从改革的角度来看，他们贡献很大，但是，把中国经验纳入全球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工作，他们做得远远不够。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中国经济学家需要和法学家、社会学家等其他社会科学学者通力合作。

　　中国经济学家在推进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帮助确立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推动了多种所有制的发展、在国企改革中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方案，对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作用巨大

　　□ 新望

　　丁学良说“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这话还真有一点巧合。今年在评中国经济学奖的时候，首届的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评出来的就是5个：薛暮桥、杜润生、马洪、刘国光、吴敬琏。但在颁奖时，杜润生老先生自己要求放弃了。

　　不能拿海外尺子量中国经济学家

　　我觉得，丁学良所说的“经济学家”，跟“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中的经济学家概念不同。他大概是从理论体系，从经济学研究方法意议上说的，从是否发现了一个独到的定理、创建了一个模型等等去衡量。如果按这个尺子衡量的话，在中国可能没什么经济学，也没什么经济学家。在国际上能够拿得出手的，也就是上世纪40年代的张培刚先生。大批出现这种经济学家，大陆目前的经济学研究还没有进行到那个阶段。

　　我的看法是，不要拿着海外的尺子来丈量咱们这里的事情。实际上，衡量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是要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联系起来，和实践进程联系起来。

　　观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有三个线索：一是高层政治上的决策、认识、路线等，二是来自地方基层和老百姓的实践创新，三是理论线索。综合这三个线索看，中国经济学家的作用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主要起作用的是前两个，一个从高层政治上往前推动改革和发展，一个从老百姓的实践上推动改革发展。理论只是服务于前两者。现在有人说是“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误导了中国改革，这实在是高估了经济学家，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如果从丁学良的标准去看的话，真是找不出什么经济学家，他说的那都是“黑板经济学家”、“教科书经济学家”。说实在的，学院派的那些理论家在中国起的作用非常小。

　　中国的理论家情况非常特殊。一些活跃在学院以外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要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上来看的话，经济学家这个群体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你绝不能说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他们是无愧于自己时代和自己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真正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家的主流。中国经济学家既不像一些人说的作用那么大，但也不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不堪。

　　还有一些人认为经济学家有话语霸权，乱说话，火得过了头。这里的情况就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

　　其一，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是第一要务。在这一大形势下，经济学家的话可能显得比其它学科要多一些，媒体、大众和官员也更加关注一些；其二，如果说经济学侵犯到了别的学科，存在“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应该是学科竞争的结果，也是经济学家集体努力的结果，无可厚非；其三，确实有一些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经济学家利用自己的话语权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恶意炒作，谋取私利。但这是极个别的现象。

　　中国经济学家独有的幸运

　　中国的经济学家根本不能用主流、非主流、异端这些词来衡量。截止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只有一类，那就是：中国改革经济学家。或许以后会出现丁学良所说的那种“标准的”“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家，但还需要一个过程，不能太急。

　　当代中国，两大任务，一个是发展，一个是转型。实际上转型的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的老一代经济学家就开始考虑了。那个时候最杰出的是孙冶方，还有广东的卓炯，到六七十年代应该是顾准。他们已经开始探索中国人自主的经济发展路子、社会发展路子，反对照搬斯大林模式。

　　从70年代末以来的近30年，中国经济学家在三个方面对中国的改革做出了贡献。

　　一个是关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经济学家里面，像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高尚全、吴敬琏、刘国光、董辅、谷书堂、何伟等，包括一些海外的经济学家，都对我国经济运行体制，尤其是关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体制的设计上面，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

　　像西方经济学家科尔奈。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时候，科尔奈提出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有两大类四种模式可以选择：A类，就是计划模式，B类就是市场模式。A类又分A1和A2两种。A1就是计划指令型的计划经济，A2就是有弹性或有指导性的计划经济；B1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B2就是由政府宏观调控的竞争体制。

　　经过7天封闭的讨论，大家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B2模式，就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从计划到市场，一步一步，一直到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家们做了很多工作，甚至可以说，没有经济学家的参与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经济学家第二个方面的贡献就是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一点上。举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发展民营经济。198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这之前叫个体专业户。那么允许个体专业户存在有没有合法性？一个叫林子力的经济学家，他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推出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由此，中央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8个，超过八个就要限制，尤其是党员干部不能超过8个雇工。但毕竟允许它存在了。这个故事现在看起来有点可笑，但是在那个年代，他的的确确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生存争取到了一个政策环境。

　　再如薛暮桥。薛老最早主张自谋职业，返城知青可以自谋职业，主张可以搞长途贩运，这个在80年代都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再比如董辅先生，作为理论家，他对我们国家的所有制改革，我觉得是贡献最大的一个，从理论上说得最清楚、最透彻的一个人。他的“八宝饭”理论很有名。

　　另外还有高尚全、马洪、厉以宁、王珏、晓亮等，他们也是一直在为民营经济鼓与呼。当然也有其它领域的学者在乡镇经济和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上，曾经做出贡献，像费孝通、陆学艺、新闻记者出身的吴象。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连续发出了5个“一号”文件，这是杜润生带着一帮非常活跃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起草的，起了一般学院经济学家所起不到的作用。

　　我觉得耗费中国经济学家脑汁最多，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满意答案的是国有企业改革。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做出贡献的第三个方面。

　　国企改革走了很多弯路，其中将近10年的弯路就是承包制，当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承包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结果把产权改革回避了十多年。现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有点滞后，结果赶着来改，改得有点急，搞成运动式改革、政绩式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当中出现了“内部人主导的改革”，“自己定秤自己做买卖”，不透明，存在很多不公；再一个，就是改革不配套。砸了“铁饭碗”，没有“大锅饭”做垫底，我们的社会保障却没有及时跟上。但造成这个结果，我觉得与我们国家的整个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有关系，和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无关。对国企改革做出贡献的有：蒋一苇、马洪、高尚全、吴敬琏、厉以宁、杨启先、刘诗白、周其仁、张维迎等。

　　其实，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何止这三个方面。深圳成立特区、海南建特区省、加入国际大循环、资本市场的设立和规范、电信分拆、西部开发、浦东综合改革实验区的设立等等，在很多重要关头我们都能看到经济学家的身影。另外，还有一批经济学家出身的学者型官员，他们仍然奋斗在改革与发展的第一线，如周小川、王岐山、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陈锡文、刘鹤、陈元、宋晓梧、李克穆、范恒山、石小敏、王建等等。

　　中国经济的巨变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中国经济学家的参与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独有的幸运。中国经济学家一方面做出了贡献，同时，相比于中国的经济实践来讲，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是很不相称的。

　　中国是一个大的转型经济试验场，把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问题解决好了，按理说，获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都说得过去。现在，中国经济学家还需要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纳入到全球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当中去，这个伟大的任务，中国的经济学家还远远没有完成。

　　(本文由言扬、徐寒梅采访整理，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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