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政策导向的转向，以及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下一步需要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有新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对策

　　最近，美国投资银行高盛（亚洲）根据中国第三季度的统计数据，上调了对中国GDP增长的预测———2005年为9.4％，2006年将为9％。

　　对于中国经济近年的表现高盛一直持比较乐观的看法。高盛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梁红11月12日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高盛此番上调预测固然是因为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高盛认为中国宏观政策的取向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去年4月中国经济出现过热迹象，政府和社会普遍认为主要问题来自内需，即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紧缩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导向开始发生变化，”梁红说，“政府开始寻找各种政策增加内需，比如放松货币政策、调整税收政策、转变房地产政策取向等等，随着中国经济政策导向的转向，以及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下一步需要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有新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对策。”

　　无独有偶，在梁红接受本报专访的前几天，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下一步应该允许人民币兑外币汇率有更大波动空间。出口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学习如何应对汇率波动和人民币兑美元的长期升值。

　　宏观经济向好，内需触底回升

　　记者：如何描述2005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

　　梁红：今年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长率保持在9.4％－9.5％，学界讨论很多的软着陆或硬着陆都没有出现。但如果从内需对名义GDP的贡献率来看，宏观经济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波动，从去年一季度高于100％降到今年一季度40％，自此以后就开始触底回升。

　　这个回升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方面是总需求的高增长，不论这种需求是外需主导还是内需主导，强劲的外需会很快传导到内需。也就是说，大量的贸易顺差会支持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7月份央行汇率调整前的三个月中，央行对冲操作发生了明显减速，基础货币发行快速增加。如果没有央行悄悄的放松货币政策，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经济的信心会少一点，乐观的程度也会低一点。

　　记者：基础货币发行快速增加的影响是什么？

　　梁红：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对总需求有支撑作用。根据近期的中国M2增长速度，不仅通缩不是一个问题，还会有轻微的通胀压力。高盛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非常强，如果宏观调控政策对总需求调控适当，真实经济就会有良好的反映。

　　记者：二季度的时候，外界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另外一个看法是：企业的利润受到很大伤害，企业利润率增长快速下降。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梁红：企业利润率是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争论焦点之一。实际上从周期来看，企业的净利润率仍处在高位。央行放松货币的政策也反映在企业利润的恢复上，不仅利润增长率有反弹，并且净利润率也有所回升。即使只考虑下游企业利润，剔除上游的油、煤以及矿产后，下游企业利润回升的趋势也基本不变。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实际上更多地受到宏观因素和总需求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共识

　　记者：今年7月汇率调整之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还没有完全平息，现在主要是哪些方面的争论？

　　梁红：2003年谈起汇率，很多人都觉得汇率不是问题。现在终于达成共识认为汇率应该调整，目前剩下的争论是，调整是中期还是短期，应该早调还是晚调，应该快调还是慢调。

　　记者：这些争论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我想是人民币升值一直存在压力，那么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哪里？

　　梁红：过去两年我们没有看到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结构性的。这种升值的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在过去五年里发展很好，未来五年里依然看好，这样的经济增长给人民币本身带来了升值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即使没有人民币自身升值的压力，美元自身有贬值的压力。过去几年里欧洲经济并不好，日本经济也是刚开始有起色，欧元升值了50％左右，这说明了美元自身的问题。

　　如果把经常项目赤字作为衡量标准，今天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约6.5％。如果参照历史数据，美元加权汇率至少需要贬值30％。而美元加权汇率到今天为止仅仅贬值了12％，主要是欧元、加币和一些小国货币的升值。

　　人民币加权汇率不但没有升值，还跟着美元从2002年开始一起贬值。这一进一出产生了很大差别。这一情况的存在使人民币存在较大的升值压力。

　　假如一个完全外需主导型的经济结构持续发展10－20年而不升值，升值的压力会一次性爆发，也就是所谓日本病。那样国民财富的损失会大的多，经济的承受力也会差得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早升比晚升好。

　　汇率调整需要哪些配套政策

　　记者：今年以来，外汇储备持续上涨，有望突破8000亿美元，这会带来什么影响？

　　梁红：大家都看到今年的外汇储备在剧增。如果说去年外汇储备增量来自“热钱”，今年则都是来自“冷钱”，也就是贸易项目下的顺差和FDI（外国直接投资）。最近几年GDP增长基本保持在8％－9％，基本账户盈余每年增长超过GDP的增长。在这样的结构下明年会怎样？有人说热钱会减少，或者贸易顺差会下降。如果宏观经济越搞越好，明年达到9％以上的增长，那么贸易项目顺差确实会减少，但是那些看好中国经济未来的资金还会进来。

　　为什么我们对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达到6.5％－7％的水平非常担心，因为它需要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因为我们必须不断为美国提供融资才能支持这个体系不断运作。

　　记者：但是很明显的是，现在已经很难把已有的外汇储备进行多样化，换成其他资产。

　　梁红：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降下来。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都清楚，我们现在买什么什么贵，也就说我们基本上不可能在目前的情形下顺价出售这些外汇。这些已有损失是沉淀成本。这个教训就是如果汇率水平与经济发展不匹配，会存在一个宏观价格的明显错配。

　　记者：汇率水平进一步调整，中国经济的走向会如何？

　　梁红：不用担心放开汇率后中国真实经济会变得很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证明，真实经济可以应对汇率升值。让私营企业或真实经济无法很快自我调整的是宏观价格的错配，这种错配往往要一段时间之后通过经济结构的错配表现出来。

　　除了国民财富的损失和经济结构的错配，汇率低估的另一个后果是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外需。美国经济的未来看上去很弱，很多市场上的讨论已经不太关注中国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现在最关心的是美国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以及美国经济积累的内部矛盾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爆发。如果美国经济软着陆，尚可以给中国经济留出足够时间调整不均衡，逐渐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和增加内需。如果美国经济快速下落，中国作为一个本可以不依赖于美国就可以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美国经济快速下滑的时候却有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

　　记者：短期内，汇率调整所必需的配套政策有哪些？

　　梁红：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适当财政政策的支持是对其最大的支持。企业的减税、两税合并、增值税改革都是支持内需的积极做法。此外对于投资的看法，包括对房地产投资的看法，都需要进一步改变。如果没有投资的快速增长，不可能有消费的长期持续增长。与投资相关的是融资，包括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银行的改革。从长期的角度看，需要考虑如何启动农村消费的问题，以及如何让农民分享土地升值的利益。

　　需要提醒的是，在实施汇率调整和支持经济发展的短期政策时，要避免产生新的中长期的问题。宏观调控以前，中国的整个收益率曲线在美国之上。现在美国不断升息、中国发行大量基础货币把利息压下来之后，中国的收益率曲线在美国的下面，短端大约低200个基点，长端低150个基点左右。如果这是短期的周期性政策，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把它做为长期政策就会有问题。中国的发展比美国快，投资回报率比美国高，风险也比美国高，长期利率不应该大幅度地低于美国。如果这个现象持续下去，经济结构会产生很大的扭曲。日本1980年代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六七十年代没有升值，1980年代为了减少升值的压力，把自己的收益率曲线和利率控制在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国之下造成的。这样会造成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的过热。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