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民养老问题上，通过孝道已经很难解决问题，说土地是他们的保障，完全是一种误解。不管中国现行的社保体系遇到多大困难，也要把农民纳入社保体系，这关乎国家的公平原则

　　有一次和北大一位教授聊天，谈起中国社保问题，这位教授认为，中国有悠久的“养子防老”传统，学美国搞社保体系是一种错误。利用传统的资源解决中国人的养老问题，不仅可以缓解当前社保资金的庞大缺口，还可以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我当时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但是，近段回到老家，了解更多农村老人的生活现状后，我发现这种利用传统孝道解决农村社保问题的做法，似是而非。今天的中国，农民的社保问题刚刚提上日程，之所以如此迟缓，也许是因为很多人拥有跟上面那位教授相同的观念吧。

　　现实情况是，在农村，不少老人辛勤劳累了一辈子，把儿女养大，按照国家的要求每年给政府上缴超常的税费。当丧失了劳动能力后，自己的子女不愿赡养，老态龙钟的父母牺牲自己的尊严，有的还要忍受儿媳的打骂，从不孝儿媳那里讨得一点生活口粮，不少老人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凌辱而宁愿结束生命，让许多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感到悲凉。恰恰是这些现在进入老年的人，他们在年轻时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对父母毕恭毕敬，克尽孝道，但当他们自己老了的时候，孝道不存，而承受各种侮辱。

　　有的家庭因为有子女上学后留在城里工作，这些老人可以从子女那里获得一定的赡养费和医疗费。但是，由于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异和城乡观念之间的巨大差别，这些有农村背景的子女在城里与城市孩子成立家庭后，会因为尽孝道而带来许多家庭冲突，家庭内部发生许多纠葛，降低许多家庭的生活质量。

　　从城市现状来看，由于中国率先在城市建立了社保体系，再加上家庭结构的变化，养子防老这种传统已经很淡薄，因此，本文不涉及城市养老问题。遵循孝道从父母角度来看就是养子防老，这个养老既是情感上的安慰，也是医疗和晚年生活的保障。自儒家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以来，由孝道来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持续了两千多年。令人困惑的是，在中国有如此深厚基础的孝道传统为何在今日的中国遇到困境？我们还能不能把孝道当成农民社保的渠道呢？

　　从历史上来看，孝道的功能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环境和一定的内外部条件。孝道的内在基础是深厚的儒家文化对人们的教化，支持孝道的环境是封闭的熟人社会，其人员难以自由流动，同时也有迫使人就范的宗族惩罚机制。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会自发地遵循传统的孝道。

　　但是，今日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封闭社会，人员可以自由流动，宗族机制已经丧失，传统的儒家文化更是微弱。既没有心理上的习惯，也没有外在的惩罚，又脱离了熟人的压力，再加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在农村收入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孝道在农村自然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农民的养老问题再指望由传统的孝道来解决，其结果只能是牺牲农村老人的晚年幸福，也使众多有农村父母的城市家庭陷入内战之中。

　　农民的社保不能再依赖孝道了，在现代西方社会，子女赡养父母只是一种体现个人境界的宗教性道德，并不是每个人必须遵循的社会性道德。但是中国有养子防老的传统，基于这种遗存，孝道可以成为社保的一种补充，但绝对不能成为社保的主要渠道。

　　在不少人看来，农民的社保问题之所以如此迟缓，还有一个观念是农民拥有土地，土地是农民的保障。对于有劳动能力的农民来说，只要肯下力气，保证吃上饭是没有问题的。但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民怎么办呢？虽然有土地，除非有儿女帮他种地，否则他就无法获得所需要的粮食。如果说，土地对农民有保障作用，那还是要仰仗孝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土地是农民的社保一说是不成立的。

　　从社保的基本含义来看，社保是保证公民拥有生存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应该是国家或社会对所在国公民实施保障。而现在农民通过土地这个中介自己保障自己，不符合社保的含义。按照秦晖教授的说法，“掏钱的义务不能要公民个人担当，必须由国家、社区或者企业来支付。”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只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它不能充当农民的社会保障。

　　在农民养老问题上，通过孝道已经很难解决问题，说土地是他们的保障，完全是一种错解。问题的实质是，国家能不能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把他们当成平等的中国公民来看待。从这个角度看，不管中国现行的社保体系遇到多大困难，也要把农民纳入社保体系。社保体系能不能完善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而是否把农民纳入社保体系关乎国家的公平原则。

　　只有把农民纳入社保体系，那么本专栏前面所谈的问题如确立资产的合法所有权、转让或买卖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交易房产等，才有谈论的基础。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