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以来，美国先后以意识形态和反恐划线；佐利克的讲话，是以广泛的共同利益和责任第三次划线：中国超越目前角色，成为与美国同样负责处理国际事务大局的“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人”，是对美中关系的全新界定

　　在地中海的文明史上，罗马与迦太基两强对西西里岛的争夺引发了百余年争霸战争，在两个巨人的生死搏斗中，迦太基消亡了，罗马虽然取得了最后胜利，但遭受惨重损失。

　　由于中国的崛起，世界事务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转移向太平洋。罗马与迦太基的故事会否重演，尤其因台湾问题的不时凸显，遂成为亚太现实国际政治关注的焦点。

　　对于美国来说，２０世纪存在过４个强权，即一战与二战前的德国，以及日本与苏联，它们每一个都想实现从地区强权走向世界强权的目标，但全都在美国的决定性干预下而失败。惟有中国不仅经受住了冷战时期中美间的军事对抗，而且经受住了冷战结束时的剧烈政治动荡，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

　　鉴于双方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巨大的文化、政治及国情方面的反差，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是会如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所预言的那样，成为必然呢？

　　历史固然有规律可循，但历史的发展也决非是机械的、线性的和宿命论的。因为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人类的认知水平和主观能动性不同了，“大国政治的悲剧”可能会演化为一场双赢的喜剧。

　　求同：中美利益的认同

　　中美两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共同利益，就是都主张“开放”。百余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始终是“门户开放”政策，当今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也是门户开放政策在全球的放大。

　　中国百余年来对这一政策的回应，经历了被外人破门而入的屈辱、关门打扫屋子乃至闭关自守、最终积极自主地对外开放三个历史阶段。中国在世纪之交顺利加入全球化，更使这一进程具有了真正的全球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相适应，采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暴力手段，通过改变自己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秩序与格局，从而真正进入了世界的主流和具备了实现现代化与解决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基本条件。

　　若单从商品贸易的角度看“门户开放”，其施行的结果，是美国对中国开放的程度更高。

　　美国已成为中国商品的最大海外市场与贸易顺差来源。在过去１５年中，中国对美出口增长了１６００％，美国对华出口增长４１５％。２００４年，中国对美出口达１９６０亿美元，顺差达８０２亿美元。

　　与此同时，廉价的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８０００多亿美元，使美国民众及政府能负债经营与消费，进而使世界经济得以持续增长。

　　过去２０多年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和平崛起对美国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在中国实力发展时，美国也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二者实现了同步发展，互利双赢。而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化时代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也促成了中美间进行合作的新安全观。中美关系已从过去主要是政治中上的合作变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安全等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

　　中美关系发展的机遇，来自全球化时代两国利益的深度捆绑和互有所求。中美双方形成了轻易拆解不开的利益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指出：“如果没有中国提供更大合作，美国将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或者是国内对这种体系的支持。”

　　两国第二个重大的基本共同利益，就是都需要维护亚太的总体和平与稳定。

　　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颠覆亚太和平的“大东亚共荣圈”和７０年代苏联的南下扩张，都是经中美合作或协调而被击破或遏止。冷战结束后，尽管缺少制度化的合作与协调，中美仍在互动中形成了一种默契与合力，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仍是支撑着亚太稳定与繁荣的脊梁。

　　存异：两国身份的认同

　　中美相互身份的认同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相互了解是认同的基础。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其复杂性一直困扰着美国。基辛格曾指出：“全欧洲和南北美洲有１０多亿人口，生活在约５０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１０多亿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统一的理想相沿无改，这是个惊心动魄的事实。”

　　纵览中国，如同进入了时间隧道。落后的西部与东部大城市的繁荣形成强烈反差，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２０多年中，正飞速地经历着美国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几个发展阶段。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资源、生态环境，特别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挑战，其复杂性与严峻性，是任何其他国家都难以体验的。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场伟大的创新，谋求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超越近代以来新兴大国所走的扩张与挑战的道路、还要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而构筑和谐社会，其核心思想是对外和平与对内和谐。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说：“让人坐立不安的是那些庞大的、快速变动的和不透明的现象，而中国三者兼具。”布什总统则以“错综复杂”来形容美中关系。

　　中国是美国前所未遇的一个认知对象：在政治层面，因中国社会转型过程还远未结束，美国无法做出准确的长期预测；由于中国既愿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又不回避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美国对其敌友身份无法自信地确认；由于对中国既怀着期待又抱有疑虑，所以美国在双边交往中顾虑重重；由于双方利益交融日益密切和广泛，美国在很多具体事务上难以就事论事。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潜在爆炸性因素，美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台湾政策与对台军售，但保持台海现状与遏制台独已成为中美共识和共同利益。

　　在国际层面，由于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已获普遍承认，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越来越有影响力，美国识别敌友关系的传统标准已失效；中国在美国社会的正面形象也正在逐渐确立，２００４年美国大选中，两党首次不拿中国说事，今年美国政府首次表示将不再于国际上对中国人权问题发难。

　　通过“磨”实现“合”

　　中美关系因涉及亚太全局，关系重大，不能长期处于一种非敌非友、似敌似友、可敌可友的不确定地位。

　　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９月２１日的演说中，提出中国应超越目前角色，成为与美国同样负责处理国际事务大局的“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是对美中关系的全新界定。

　　“责任分担论”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轴，在肯定中美关系正面和积极意义时，要求中国在外交、贸易、安全方面履行的义务要具有“国际水准”，并且增加军事透明度，改善国内人权状况，推进政治改革，进一步开放市场，尽力保护知识产权。

　　中美双方对于对方所提供的刺激，可以是消极性的，最终形成双方恶性互动；也可以是积极性的，如果一方的竞争或要求，能促使对方做出所必需的相应调整，这种竞争就是积极的，甚至是值得欢迎的。

　　自冷战以来，美国先后以意识形态和反恐划线；佐利克的讲话，是以广泛的共同利益和责任第三次划线，意义重大，必然会引起对方积极与建设性的回应。

　　中美关系的复杂、曲折与深刻性，非从长计议不能得其要领，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大器晚成的长期过程，复杂的中美关系也是如此，注定了是个磨合的过程。通过“磨”而实现“合”，从冲突与碰撞发展为协调与合作，从利益的认同发展为身份的认同。

　　（作者为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