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是谈论股票市场边缘化的时机吗？3年前，我们曾做过“由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再重要，股市已经边缘化了”的判断。

　　现在，坚持这样的判断显然不谙国情。

　　让我们来看看最近出现的一系列动向。

　　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说将加大信贷资金支持资本市场的力度；央行副行长吴晓灵称将拓宽证券公司融资渠道，促进合法资金入市；以国务院名义转发证监会加强上市公司质量的“26条”，地方政府需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尽力；国税总局、国资委、公安部等六部委共建上市公司监管协作机制；尽管在中国，银行还是融资主渠道，但央行行长周小川已开始把提升直接融资比例的希望寄托在了股市身上……

　　这些要么是表态，要么是看似无法落地的动作，但传递出同一个信号，各种资源开始向股市集中。

　　不要小看这一点！

　　我们已经习惯以“政策干预痕迹太重，有违市场经济原则”指责这样的做法，进而忽视它，但我们忘了一个现实——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是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以局部行业、局部区域的快速发展甚至过热来带动整个经济，这样的逻辑仍会在相当长时间里存在和发生作用。

　　而且，至少在现阶段，政策、行政力量等对资源的调度和配置是最有力的。否则无法完全理解，20世纪80年代已现颓势的上海，在随后10多年里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这一事实。上万亿资金聚集的力量谁能小看？以至于有经济学家估算，按今年初地价估算，上海等值于1/5的美国。当然，如此最可能的后果只能是过热、泡沫，进而是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

　　理想状态只是我们力图接近的。

　　还是回到股市。1998年，股市被定义要“为国有企业解贫脱困（3年时间）、转换机制”出力。随后，迎来了3年大牛市，其中两年涨幅全球第一，直接融资在整个融资中超过10%。那期间，有“恢复性上涨”的社论，有各种资金可以入市的政策等等，尽管那时的GDP增幅在“保七争八”。2001年，股市被赋予更大责任，充实缺口庞大的社保基金。结果是，开始了长时间的所谓熊市。

　　随后的时间里，救市政策不曾少过，但股市并未就此恢复。有一个事实不应忽略，在经过1999年剥离近1.4万亿元后，银行不良资产在两三年后又大幅上升，以至于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

　　2003年开始，解决银行问题成为最迫切的任务。过去两年里，我们看到一系列动作频频发生在银行身上：财政出资用于核销坏账，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中行、建行，150亿美元注资工行，国有银行快速改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上市等等。目前，在四大国有银行中，只有农行还未解决，但时间被锁定在明年年底前。

　　现在是回到解决股市问题的时候了。

　　这不仅因为股市过去4年经历了凄凉，也不仅是资本市场的地位本不应忽视，更主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能使金融体系更安全。需要重视的现象是，银行问题几近解决之时，质疑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乃至是否“贱卖”、是否话语权太大等声音广泛出现。即便这不重要，那么，如果银行最终都在境外上市，即使香港市场，也是那些国际投行掌握着话语权和定价权，他们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果真如此，我们的金融安全吗？起码，现在还缺少这样的共识，甚至也不是当初政策制定的初衷。至少，回到国内是有助于平息分歧的解决方案。

　　那么，股市重新回到舞台中央至少是决策视线中央并不为过。国有企业从“受益者”到“出力者”的角色转换可资证据。

　　不要责怪这些缺乏通盘考虑的战略，也不要责怪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毕竟，我们是在有限资源下解决问题。当然，同样也不要忽视当社会资源被某种力量集聚到一个行业或领域的威力。

　　这里，让我们好好学习那些境外机构和境外投资者。他们既能站在道义、规则、惯例的高度上规劝和建言，甚至批评，又能在合适的时机获得市场和投资机会。

　　你看，那些QFII们去年底已大量进入边缘化的中国股市；现在，又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依旧巨大的情况下获得了更多的投资额度。因为，他们是“好孩子”。

(责任编辑：刘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