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京大学的附属医学院相比，清华大学的附属医学院整整晚了100年。但清华可以从一开始就遵循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少走弯路。

　　陈明哲

　　1959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医学院第三医院内科工作。

　　1979年赴美深造，获得美国医学博士学位。在美期间曾任美国西部心脏病研究所研究员，加州大学客座教授，屋仑激光研究室副主任。

　　1989年～1993年任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

　　1993年～1996年任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院长

　　1987年～1999年任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内科主任，心内科主任

　　1992年～1999年任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管医研究所所所长

　　1991年～2003年任北京医科大学激光医学研究所所长

　　1995年～2002年任中国光学会激光医学分科学会主任委员

　　1991年～2003年任中华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光学会常务理事

　　2001年任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2003年兼任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在陈明哲院长的办公室里等他的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我得以大胆而从容地“窥探”这位70岁院长的工作与生活的点滴细节。

　　这是在医院最深处的一排简易平房里最尽头的一间，这排平房据说是2003年“非典”时期应急搭建的，现在成了清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清华一院）的行政办公区。在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我所见过最简陋的院长办公室里，有一张单人床，一个简单的盥洗池，一个装满了中文、英文书刊和资料的大书柜和一张普通的大办公桌。只有墙上的一幅字画，泄露出主人的几分儒雅。眼前的一切与我印象中所了解的陈明哲的家族久居香港上层社会的背景相去甚远，而越是这种强烈的反差，越让我对今天这位主人公生出无限的好奇。

　　传奇人生

　　能称得上“传奇”的人生，必是起承转合、大起大落的人生。陈明哲当然也不例外。

　　他从小接受的是贵族式的教育，就读于广东著名的培进中学和岭南中学。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严格的训练培养了陈明哲聪明的头脑和学者的严谨，令他一生受益匪浅。然而，也就在他的人生观开始形成的时候，他亲眼见到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侵略和欺侮，甚至曾经趴在水池边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他所生存的土壤，”这段回忆至今仍令陈明哲有几分痛楚，“那些经历让我对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了仇恨，也成为我想为国家做些实事的精神支柱。它一直激励我努力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青年时代，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院），从此与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他留在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从一名普通医生干起，一干就是20年。同每一个热血青年一样，他的理想就是挽救病人的生命，解除病人的病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践着毕业时立下的“为病人服务”的誓言。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他的行医生涯，上山下乡让他体会了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的艰辛。“我觉得人生的每一步都会对你产生影响。下乡的日子虽然很苦，但也让我经受了更大的锻炼，让我在后来的生活中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陈明哲摊摊手，指了指这间简陋的办公室说：“我的外国朋友受邀来我们医院参观、讲学，看到我的办公室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一点也不在意。我这个人，享福也享得了，吃苦也受得了。这种心态是和下乡的经历分不开的。”

　　上世纪70年代末，陈明哲获得了一次赴美深造的机会。由于家庭的资助，他在美国拥有自己的电话、汽车，甚至可以带着囊中羞涩的中国留学生一起旅行兜风。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母亲，因为她不仅鼓励他在45岁的时候开始一次崭新的冒险，而且还建议他考取美国的行医执照，因为“有了执照才能和美国的医生平起平坐，才能有更大的发展”。说起他的母亲，陈明哲的声音变得很深情：“我妈妈承诺我，如果三年之内能拿到美国的行医执照，就送给我一套房子，结果我只用了半年就一次通过了美国为外国医生设立的考试，后来又一次通过了美国人的执照考试，令那些美国人都对我刮目相看。”

　　在美国学习期间，陈明哲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并频繁地与美国医学界的权威人士交流，既提高了学术水平，也拓展了社会关系。后来清华大学在组建医学院时找上他也正是看中了他在国外学术界广泛的人脉。

　　在美国学习、工作了8年后，53岁的陈明哲竟然放弃了在美国得到的一切，只身一人两袖清风地回到了他的祖国。对此他并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仅是坦率地说：“如果土生土长在美国，我很可能不会回来；但我是45岁的时候才出去，中国文化对我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我在出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决定以后会回来。而且，在国内和国外的发展是不同的。在国外我可能会很有钱，但不会有在国内这样的机会。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社会的发展其实是一体的，我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时机。”

　　从美国回来的陈明哲，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回到北医三院，历任科主任、副院长、院长。就在陈明哲已经64岁、准备卸掉所有的责任去做自己的事情时，清华大学即将组建医学院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落在他的面前。顾秉林校长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令他好不感动。就这样，当他的同龄人都已经退休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时候，他却又老当益壮地担当起组建清华大学医学院以及经营管理清华一院的重担。

　　知遇清华

　　“如果不是‘清华’这个牌子，我决不会再挑起重建一所医院这样的重任。”谈起清华，陈明哲就像在念一首赞美诗，溢美之情洋溢在他的脸上，却绝无半点做作。清华大学要办一所世界一流的医学院的愿景燃烧了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经，因为他对清华做事的能力和风格抱持着十足的信心。“清华大学的领导班子是一个不漏气的发动机，而第一附院在清华的所有附属医院中又占据着旗舰的位置。我们出手就要追求‘TOP ONE’，要做就做最好的！”

　　清华选择陈明哲也恰恰出于这样的目标。“如果只和国内医院在低水平的层次上比是没有意义的，清华选中我，就是为了直接与国际接轨，除了我有多年的医院管理经验，更重要的在于我背后所拥有的国际资源。”

　　清华大学选择了坐落在东郊电子城地区、原信息产业部所属的有着44年历史的北京酒仙桥医院作为其第一附属医院。医院面积虽然不算小，但医院的建筑、设备都比较陈旧。清华要在这样一家医院的基础上实现世界级的梦想，其跨度之大不言而喻。然而陈明哲却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她的潜力，并极力促成了清华大学对这所医院的并购。“医院地处朝阳区CBD商圈，离首都国际机场不远，周围又没什么大医院，这个位置恰恰意味着潜在的商机。在政府的区域规划中，医院周边的建筑环境也将有焕然一新的变化，医院新的住院大楼、门诊大楼以及科研大楼将陆续兴建，届时，医院将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陈明哲当然明白，与北京大学的附属医学院相比，清华大学的附属医学院整整晚了100年，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酒仙桥医院也有她的优势，比如年轻，没有包袱，没有条条框框，清华可以从一开始就遵循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吸取世界医学发展的先进经验，少走弯路。医院的设备、设施比较落后，清华有实力进行设备的更新、改造；医院缺少人才，清华有品牌、有机制吸引顶尖的人才，给他们创造最好的科研环境让他们施展才华。在陈明哲眼里，今天的酒仙桥医院是一只“丑小鸭”，但是经过清华文化的洗礼和他的精心培育，将来一定可以变成美丽高贵的“天鹅”来回报清华对他的知遇之恩。

　　古稀院长

　　2003年4月，北京酒仙桥医院正式归属清华大学，年近古稀的陈明哲又一次“荣升”院长。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有一箩筐：怎样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科室技术力量；怎样整合新老团队；怎样将清华“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的文化精神渗透到医院每个职工的心里……

　　尽管在北京大学的附属医院当过院长，尽管清华和北大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要创造国际一流的医院，与国际接轨，但陈明哲坦言，两个医院所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北医三院有一套传统的做法，一切都既规范又难免有些保守。而清华一院由于根基浅，反而更容易推进一些大胆创新的做法。比如引进设备，因为没有，所以可以一步到位；而北大的附属医院，原来就有比较先进的设备，再想引进最新的设备就要牵涉很多方面的问题。更突出的是人才问题，清华一院很多职位虚位以待，只要胜任就可以不拘一格用人才，这种用人机制目前在很多医院都是行不通的。

　　针对清华一院的现实状况，他确定了“突出专科，综合发展”的思路，并提出了“一、十、百、千”的团队建设目标。

　　“一”是指建设好一个领导班子。他认为，没有不好的群众，只有不好的领导。医院工作如何，关键取决于领导班子。有媒体称清华一院的领导班子是“一个老头带着两个小孩”的有趣组合，医院党委书记吴剑平和副院长李涛两个人的岁数加起来也没有陈院长大。但陈明哲恰恰看中了他们年轻有为的管理能力，“我的弱项恰恰是他们的长项”。

　　“十”是指十多名国内外知名的医学专家。医院重组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先后建立起心脏中心、泌尿中心、消化中心等高水平的重点专科。陈院长最津津乐道的是引进了国际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吴清玉、泌尿和肾脏移植专家管德林等大牌教授。“能吸引到这些重磅人物的加盟，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对清华品牌的认可，再就是对我的人品比较满意，二者缺一不可。”他相信他不仅能够吸引人才，而且有能力留住这些人才。

　　“百”是指百名中青年医疗、护理和管理骨干。陈院长在吸引人才方面充分发挥了他的海外优势，而且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同样是不拘一格。据他介绍，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将人才从海外直接调回到医院；二是对一些暂时还无法全职在国内工作的骨干，允许他们每年有一部分时间回来工作；三是采取国际间合作的方式，请一些专家学者每年回国开两到三次会，期间来医院查房、授课，同时带来国际上最新的医学发展信息。“这种形式的合作很有必要，因为仅仅通过报刊了解海外信息通常都会比较滞后，而一项科研周期很长，且投入巨大，如果可以早了解到国际上的趋势，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最后的“千”则是指全院1000多名职工。对于原酒仙桥医院的工作人员，陈明哲更愿意把他们形容成医院赖以发展的基石，只不过以前他们缺少发挥才能的条件和机会，另外也需要学科带头人的指导。陈明哲所做的就是引进清华的管理机制，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来实现制度化的管理。

　　医院里一位保卫科的职工给记者讲了这么一件事：在门诊负责录入信息的一个工作人员，一时疏忽错将一位男性病人的性别一栏输入成了女性，为此她被罚了100元。“这种错误在以前才没人管呢，输入错了，改过来不就得了，大不了下回注意呗！可是现在严了，真扣钱呀！”他还感觉到一个更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所有职能科室都要为业务部门“服务”。“医院的收入都是人家业务部门挣的，我们是后勤保障，是服务部门。”尽管口气有点酸酸的味道，但他显然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总好过下岗待业。

　　新旧文化的冲突、人事的交迭所带来的震荡是无法回避的，陈明哲的应对之道就是“要让老职工觉得医院有前途，跟着医院干就有希望”。“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首先要相信他们，任用他们，让他们有工作可做，觉得自己对医院有用。再就是要在经济上适当地表现，如适当地增加工资待遇，给他们提职称的机会等。总之，人的能力有大小，岗位有分工，最重要的是让人觉得有前途。”

　　这位年逾古稀的院长，自嘲地称自己年龄之大可以申请医院院长的吉尼斯记录了。但是了解他的人都说，他工作起来的劲头丝毫不亚于一个年轻的壮小伙儿。人们对清华一院的期待以及医院热火朝天的发展势头让陈明哲几乎连轴转了起来。每天从清华大学到医院，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从中国到美国……办公之地亦即栖身之所。他的司机张师傅说，路上的时间往往是他一天中最佳的休息时间，在车里打个盹儿，下车之后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工作了。即便在“非典”时期，早已过了年龄界限不应该再出现在非典工作区域的陈明哲竟主动请缨，承担起“非典”防病治病的前线总指挥，带着还没有度过“磨合期”的一院管理团队，投入了那场没有刀枪的阵仗。

　　有今天这样的成就，陈明哲将之归因于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位好妈妈和一副好身体。他说他最要感谢他的妈妈，因为在他人生的每个转折点上，他妈妈总是会充满智慧地点拨他，帮他做出正确的选择。言谈之中，记者分明地感受到一位老人充满本真的赤子之心。当然，这种赤子的感情不仅仅是对他母亲的，还有清华，还有他的祖国。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