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香港教授”的丁学良先生，因声称“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和“他们把太多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引发了社会针对“经济学家”的广泛评论。自从前年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后，“经济学家”的声望就一直萎靡不振，而这次则跌到了新低。

　　看了对丁教授的采访，我的感受是复杂的。首先，我在香港旁边长大，对香港文化有感受，而这位“香港教授”说的“和谐社会”、“社会系统工程”、“要听到来自不同学科的声音”，都是典型香港人所没有的思考角度。

　　出于好奇，用Google搜索一下，关于丁教授思考角度的疑团马上解开了：丁教授原来是在内地长大和受教育的，这解释了三分之一；他是国内学者于光远的弟子，这又解释了三分之一；而他更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则再解释了三分之一。我是说，丁教授获得的教育组合，使他把“替谁说话”的标准看得过重了。

　　首先，社会要发展和进步，不仅不能光指望那些公认为品德高尚的人，更不能仰仗那些自称品德高尚的人；第二，社会并不是没有品德高尚的人，但他们的道德力量，往往不能相应地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力量，也就是说，他们好心往往会办坏事；第三，衡量学者的水平，不能以他们是不是替人民说话、或是否得到人民的信任作为标准。

　　最近有位经济学家公开宣布自己决不会被收买，我听了差点没笑出声来。一般人这么说，是大言不惭；经济学家这么说，是大言不惭加不懂经济。他还不知“边际替代”为何物。据说这位经济学家还坚持了六年批评楼市泡沫和劝人不要买楼。难道社会需要的就是这种拍胸脯的学者？不被收买就能保证他有见地？保证他的建议能造福人民？

　　经济学是一门学科，从事这门学科的人只是在谋一份职业，他们不比其他行业的人更高尚或更卑鄙，我们不应该对从事这门职业的人寄与任何道德上的厚望。不是来自哪一门学科的声音更大的问题，也不是来自哪个学科的人更代表大众利益的问题；而是要把学术和为人分开，把动机和结果分开，才是社会的理性。

　　然而，丁教授对经济学学风的批评，却是一剂苦口良药。国内“经济学家”特别多，一是因为中国人喜欢拔高，把研究生称为博士，把博士称为教授，把教授称为思想家；二是因为“经济学家”格外吃香，都争着用“经济学家”的头衔。虽然有“economist”一词的中译问题，但看其他行业，也没有谁把配药员称为“药物学家”，或把物理教师称为“物理学家”的。

　　我自己并不喜欢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不认为非要搞那些才算搞研究。而且，西方的经济学研究也一样是以金钱利益为导向的。哪个研究方向能找到赞助，人们就往哪个方向研究；什么样的论文容易发表，就炮制什么样的论文，里面的窍门多着呢。

　　我也不认为只有在学报上发文才能证明学术水平。经济家塔洛克(G. Tullock)生平被学报拒绝的文稿不计其数，以致他在当选了美国南部经济学会会长后，竟是这样开篇致辞的：“你们学报拒绝了我投的每一篇稿子，但估计这篇演讲你们不会不登，所以我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然而，我的确认为国内的经济学做得不专、不深、不正规。原因在哪里？现在人们分析的原因有很多，往往都落到个人身上，说这个人浮躁、那个人道德沦丧等等。我则认为，根源在于科研制度的安排。

　　说来也简单，中国的教授缺乏收入保障，得四处觅食。美国的终身教授，其工资水平虽然只处于社会的中下等，但除非触犯刑法或卷入师生恋，其教职可谓固若金汤。这样的制度，把对学问真有兴趣的人选了出来；长年累月搞放牧式的人海战术，虽然浪费不少，但也使其学术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经济学界乃至其他学界，都应该借鉴这个重要的制度安排。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