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规矩岂有方圆

　　上一期文中曾提到，1933年以前的美国证券市场几乎多是自我约束。 自1929股市崩盘及之后的“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尤其是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内，力促整治措施，成立证监会，与国会一道制定并颁布一系列监控证券市场和维护投资者权益的法规。

　　1933年和1934年分别颁布的《联邦证券法》（Federal Securities Act）和《 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即是为恢复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而这些法令和法规意在阐明两个理念。一是，在投资交易之前，所有投资者，无论机构或是独立的个体，都应拥有合法的渠道来获取相关上市公司真实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财务和商业运营信息，从而有助于做出是否对该公司股票进行投资的判断。另一理念是，股票经纪人、经销商和股票交易所必须对投资人的股票交易持以诚信和公平对待的原则，并始终置投资者的利益于首位。正因为监管证券市场要求高标准的专业合作和努力，美国国会于1934年开始筹建证监会，以有效推广和执行新颁布的法规，从而根本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提高市场的稳定性。

　　作为美国证券市场最重要的监管机构，证监会事实上扮演着凌驾于所有证券企业之上的重要角色，这一点从1934年颁布的聚焦于二级市场的《证券交易法》即可以证实。证监会拥有的广泛权利，包括管理注册和监控权限，以及监督在证券市场中担负重要责任的机构及参与者，诸如股票交易所、交易员、转让中介、清理中介和已往的国家证券自主管理机构（SRO，Self-Regulating Organizations）。这其中要指出的是，包括如纽约股票交易所和美国股票交易所在内的各类证券交易所都属于证券自主管理机构的范畴，而在国家证券交易员协会管辖下的纳斯达克（NASDAQ）交易系统也是证券自主管理机构。除此之外，证券交易法还赋予证监会确认和禁止某类违法交易产品出现在证券市场的权利，并严明证监会与被监管机构或个体交往时应遵循的纪律，而且还规定证监会有权要求上市公司递交周期性报告。

　　在《证券交易法》颁布以来的七十多年历史中，一个比较容易显示证监会发挥其权威和有效作用的指标是，每年证监会都要处理四五百桩由于公司或个人侵犯了证券法而引起的民事纠纷。通常的触犯行为包括内部交易、财务欺诈和提供相关交易或公司的虚假或误导信息。

　　在美国政府最初颁布的证券管理法案中，还要特别提及1933年颁布的《1933年银行法》（Banking Act of 1933），又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这一法案主要讨论美国金融一级市场的结构调整，包括将证券业和商业银行严格分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美联储Q条例所制定的利率上限。这个新法案首次划分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区别。法案指出：商业银行只提供储蓄和借贷服务，而投资银行则进行证券承销和买卖业务。所有银行都被要求从中选择一个角色，剥离其在另一领域的相关业务。当时的大通国家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和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即现在兼并组合之后的摩根大通银行和花旗集团）都解散了它们的证券业务；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解散了它的储蓄业务；而第一波士顿银行（The First Bank of Boston）分割了它的证券交易业务；JP摩根（JP Morgan）则选择成为一家商业银行，但是其很多管理人员却出走成立了另一家投资银行，即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

　　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世事难料，在《1933年银行法》颁布之后的六十多年时间内，国际金融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金融业的经营体系也有了相应的变化。进入1980年代，在美国金融市场上，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出现了相互侵蚀的现象，而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步伐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显著加快，分业经营已经直接制约着美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分拆的法令显然跟不上全球化的发展。

　　当时的具体情形是，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信息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投资银行的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而金融创新活动则使得投资银行业的收益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投资银行、投资基金和其它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银行业在美国金融业中占有的份额不断下降。外国证券机构进入美国证券市场，给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美国金融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为此，美国银行业千方百计规避法律，采取兼并和金融创新手段向证券业渗透，尤其是它们的海外业务。如1980年代中期，美国商业银行，如大通曼哈顿（Chase Manhattan）、花旗银行 (Citibank) 和JP摩根的海外证券机构已蓬勃发展。基于以上分析的背景，美国政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力，就此开始放松管制，默许甚至鼓励金融机构的相互渗透。1980颁布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与货币控制法》（DIDMCA，The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 of 1980 ）和1982年出台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Garn-St. Germain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ct of 1982），最终取消了美联储Q条例所制定的利率上限，并倡导银行业与证券业的业务交叉。《1987年银行公平竞争法案》（Competitive Equality Banking Act）则进一步明确允许商业银行有条件地涉足证券投资等非传统银行业务。1989年1月，美联储批准花旗、大通曼哈顿等5大商业银行可以直接承销企业债券。此后，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第20条更宽松的解释使得商业银行能够有限进入新证券发行市场，花旗、信孚、摩根等22家银行因此开始经营有关业务。

　　进入90年代，尤其是中后期，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创新活动的加剧，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融合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并购潮风起云涌。《1998年金融服务业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Act of 1998）使包括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美国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西北银行公司与富国银行公司、德意志银行与信孚银行合并合法化。而《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 ，亦称《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 (Gramm-Leach-Bliley Act），最终于1999年11月4日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

　　上文中提到的有关上市公司如何提供准确的公司运营信息的法规，在新形势背景下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自2000年新世纪来临之际，美国经济就开始面临一系列艰巨的挑战。先是过度狂热的高科技股票泡沫破灭，接踵而至的是9•11事件引发的整体股市迅速下滑，而2002年能源巨鳄安然公司的会计丑闻引发的系列违规曝光则牵动了大企业破产的风潮。总之，太多的大企业高级经理人为中饱私囊而篡改财务报表，投资银行的分析师为确保同一机构中的银行业务增长仍明知故犯、推荐垃圾股，财会审计公司更越线向其审计客户推销自家的咨询业务。在商业环境处于如此危机的情势下，美国国会通过了《萨班尼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以下简称《萨奥法案》)。这是一部对美国商业和金融市场大扫除的法案，即加强财务责任的管理，明令企业内部的多方控制，强化审计的地位，要求上市公司高管对财务报表的真实性承担个人责任等。此外，联邦政府还成立了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理事会(PCAOB or Peek-a-Boo，The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监管那些有资格审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会计师事务所。《萨奥法案》还明确界定了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不得从事的若干业务，包括记帐、财务信息系统设计与实施、公司内部审计外包、投资顾问等。

　　除通过一系列法规对美国企业在美国境内的行为进行约束，政府还为管理其海外业务制定了相应措施。2004年颁布的最新法规就是基于《新巴塞尔协议》（Basel II）而制定的。美国法律制订者认识到，此议案主要与经营国际业务的银行息息相关，因此新法目前只在10家最大的美国银行中实施，而其他银行将继续适用原有的法规。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