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引言］在上文，即卫锦文教授的《文明的演进、物权与和谐社会》一文中，人类追求物权的历程与《物权法》的立法精神已清晰可寻；作者并提示了我国金融业当前面对的“物权困境”，但未充分展论。读过该文的读者定会余兴未尽，希望知道当前金融交易中“物权困境”的详情，也想知道一部《物权法》能解决多少问题。为此，我刊特请邱海洋博士就此问题谈谈他的看法。当代金融家们，凡有兴趣者，皆可发表精论，相互启发，本刊无任欢迎。

　　一般的说，《物权法》追求三大功能，一是确认财产，“定分止争”；二是保护财产；三是提高财产（资源）的利用效率。《物权法》本身虽不能直接创造财产，但是可以通过这三大功能，稳定秩序，鼓励和促进财富的创造。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一部《物权法》，金融交易经常找不到依据。2005年7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反复审读、修改后形成的《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一件大好事。但鉴于我国首次制订《物权法》，又系草案，加之我国金融方面的“物权困境”过于复杂，积难甚重，我们若对《物权法》寄望甚高，将来恐怕会有些失望。为此，我就金融上的“物权困境”问题，借《当代金融家》杂志一席，把《物权法（草案）》中一些尚待增进之处提出来，就正于通人。

　　财产界定仍然不清，金融交易的法律风险难以消除

　　市场是交换关系的总合。交换有三个基本要素：主体、客体、交易的形式。交换的主体和形式主要由主体法（主要是《公司法》）和《合同法》规定，《物权法》主要规定交易的客体。物权是交易的起点，也是交易的终点。《物权法》对财产的界定和确认，对交易价格、风险、成本有重大影响。

　　中国现行物权制度在确认财产方面的不足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担保权优先规则不明确；登记制度不完善。

　　确认财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当一个财产上存在多个权利时，要明确权利的先后顺序。以在建房屋抵押（按揭）为例，银行享有抵押权、建筑合同承揽方享有建筑工程款的法定抵押权（或留置权）、税务部门享有税收优先权、工人享有工资优先权，实践中由于这些权利以及其他非合意债权的顺序、地位没有明确的界定，银行的抵押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贷款的风险很大。

　　物权的特性要求向社会昭示物权的存在，以对抗第三人。传统的物权公示方式是：不动产，依登记；动产，依占有。但是，现代社会动产物权在很多情况下也依登记方式进行公示，尤其是当动产上存在很多担保性权利时，由于转移占有的公示方式不能使担保物的用益权能和担保权能同时实现，与实践中借款人需要占有使用质物进行生产经营相冲突；担保物权人不愿承担对物的保管责任；不能使多个物权人同时占有等原因，适用空间日渐缩小。现代物权越来越高度依赖于登记制度。

　　中国现行物权登记制度很不完善。一是登记部门多，电子化程度低，公示性差。国内至少存在16个以上的动产担保登记部门，分别是工商行政管理局、公证处、房屋管理局、土地管理局、林业局、矿业管理部门、教育局、车辆管理部门、农用车辆管理部门、船舶管理部门、飞机管理部门、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商标权管理部门、专利权管理部门、著作权管理部门等，在一些地方还包括产权交易中心、渔业管理部门等。这些登记部门相互之间，甚至同一部门内部各地区之间，互不联网，难以查询。

　　二是登记内容复杂，登记成本高。实践中登记究竟属于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存在争议，各登记部门的认识也不统一，做法各异。关于登记的知识严重不足，例如一些登记部门不知道谁能够作为抵押权人或者质押权人，不给自然人作为抵押权人或者质押权人的情况登记；对于如何撤消登记不清楚。

　　三是法律没有规定某些物权类型（如以“其他财产”包括采矿权质押）的登记部门，一些担保登记无法完成。

　　由于担保物权实践的90%以上与金融直接相关，担保物权制度的这些欠缺，增加了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风险。在建立明确的优先规则和便捷的物权登记系统方面，《物权法（草案）》虽有涉及，但缺少实质性进步。

　　担保执行机制没有太大进步，金融资产难以获得更加充分的保护

　　中国现行物权制度无法给财产以足够的保护，突出表现在担保权实现和执行的低效率上。中国的银行不良资产数额巨大，与担保执行机制落后关系密切。据调查，担保物执行所需时间从违约时起，平均需要一年半，担保物实现金额大约只有债权的46%。债权人难以在债务人违约时便捷地执行担保物，占有和出售担保物的过程费时耗钱，担保物价值常常因执行时间拖延而流失。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金融资产在社会财富中的占比越来越大，目前中国金融资产已经达到30万亿。金融资产保护不力，金融安全将受到严重影响，最终是社会受害。国际经验表明，不好的担保执行会导致银行提高贷款利率以弥补借贷风险，并减少借贷，最终导致信贷市场萎缩。而好的执行机制，有助于减少不良贷款、防范金融风险，有助于降低贷款利率、提高信贷服务、深化金融交易，有助于获得更高的生产力和更多的经济增长。

　　世界银行出版的衡量世界145个国家企业法规的《全球企业经营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政策法规在整体上对投资者是非常友好的，在企业经营难易程度上，中国的平均水平居所有国家的前30%，但是，在支持信贷市场的法律方面，中国列在最差的30个国家之中。

　　《物权法（草案）》在改进担保物权执行方面，虽有进步，但难以实现担保物权执行状况的根本改观。

　　担保物范围较窄，金融资源仍然不能物尽其用，拓展金融宽度、提高金融效率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

　　中国现行物权制度不利于金融资源的充分利用，制约了金融创新和金融宽度的拓展，阻碍了金融效率的提高。表现在：

　　1、法定担保物范围太窄，很多种类的动产无法自由地转化为资本，造成了金融资源浪费。

　　绝大多数金融产品都需要担保，担保资源是稀缺的金融资源。但是现行物权制度限制了担保资源的充分利用。据估算，中国有16万亿元的资产由于法律的限制，不能用于担保以生成信贷。其中包括企业存货约5.5万亿元，企业应收账款5. 5万亿元，农户不动产4万亿元，农户动产1万亿元。如果按50％担保贷款折扣率计算，这16万亿“沉淀”的资产，原本可用于生成8万亿的担保贷款。金融机构由此丧失了8万亿的贷款机会。这丧失的8万亿贷款机会相当于中国金融机构三年的新增贷款额。如果假设三年GDP的产生主要依靠金融机构贷款的支持，那么，这等于说，由于担保法律和登记制度的安排不合理，对中国经济的总损失相当于三年的GDP。这样的推论固然不是那么精确恰当，但它的确暗示出不合理的担保制度安排对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害。

　　担保物范围太窄，意味着很多财产不能自由处分，不能流动，意味着资产不能充分转化为资本。财产利用价值的闲置，必然导致效率的损失。物权观念经历了“从归属到利用”的伟大转变。在农业社会，人们曾把财富埋在地下，以求储备和保值；现代商业文明，要求财富流动起来，以创造更多的财富。

　　2、制约了金融创新和金融宽度的拓展。

　　当前，中国金融发展面临金融创新少，金融宽度（即金融媒介把储蓄运用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程度）不足的问题。这与中国动产担保物权制度薄弱有很大的关系。以应收账款融资为例，由于担保法不能提供应收账款担保的制度支持，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金融产品创新就因缺少法律的保障而难以推开。由于法律限制应收账款担保融资，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之间、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的信用链条断裂，信用无法充分流动，极大地阻碍了中国金融效率的提高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动产担保制度薄弱，直接制约了企业以资产为基础的再融资，制约了金融的发展。

　　另外，中国中小企业和农民扩大融资的障碍，也主要在于缺少切实可用的担保物权制度。现行担保制度注重不动产担保，而很多中小企业缺少甚至根本没有不动产担保物。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中国现行担保制度规定的很多动产类型并不切实可用。现行担保制度规定的动产大致分为12类，分别是：车辆、船舶、飞机等运输工具，机器设备，应收账款，存货，票据（支票、汇票、本票），股权，仓单，提单，债券，存款单，知识产权和其他动产。但是，船舶、飞机、债券、存款单通常并不为大多数急需资金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所拥有。中国票据市场、仓储系统不发达，很多中小企业也不拥有票据、仓单和提单。车辆、机器设备、知识产权、普通公司的股权通常因难以转让变现而担保价值不高。

　　现行担保制度规定的动产担保交易方式，不能使中小企业和农户切实拥有的的应收账款和存货进行担保融资。中国企业应收账款和存货的总价值已将近11万亿元，中小企业资产中50%以上是以应收账款和存货形式存在。从国际银行业实践看，应收账款和存货通常有着比机器设备和知识产权更高的担保价值。在美国，动产担保的70%是应收账款担保。但是，中国《担保法》的两个特点导致应收账款和存货难以进行担保融资：一是不允许“未来财产” 和数量浮动的财产作为担保物；二是动产担保形式以传统的质押为主，强调以转移占有为担保权公示方式，这与实践中借款人需要占有使用质物进行生产经营相冲突，使担保物的用益权能和担保权能无法同时实现，有悖于物权的价值化发展趋势。

　　在中国西南某地，一小型原材料生产企业产品适销对路，为了扩大生产，希望用它对很多大企业的应收账款担保融资，知道这些应收账款高基于风险的考虑，难以最后该企业只能用股东个人的住房抵押才获得了很少的贷款。类似的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由于缺少法律的支持，经济生活中错失了很多银企共赢、社会受益的机会。

　　3、偏重于不动产担保，加剧了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加大了金融风险。

　　由于动产担保物权的部分缺失，造成了经济生活中交易对不动产物权的过分倚重，结果是加剧了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产生了一系列不利于金融经济和谐发展的后果。一是加剧了担保资源的稀缺程度，使融资环境尤其是贷款环境更趋紧张。二是企业融资对不动产担保的高度依赖，刺激了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升高。中国很多地方存在的开发性金融中以土地换资金的现象，与担保制度设计过分依赖于不动产是分不开的。三是金融过分依赖房地产，房地产成为银行的主要间接资产，加大了银行的风险。四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由于房地产价格的差距加大，融资能力差距加大，不利于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进一步获得发展资金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与现行担保物权制度相比，《物权法（草案）》有两点改进：一是扩大了抵押物范围，首次规定了“存货等企业动产（现有或将有的）”可以作为抵押物；配合存货抵押，建立了浮动抵押制度。这将使中国价值超过5万亿元的企业存货能够发挥担保功能，为便利企业尤其是缺少不动产担保物的中小企业融资，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二是首次在法律中明确了 “公路、电网等收费权”可以充当质押物，为应收账款担保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这些进步，将极大地促进信贷人权利保护和信贷市场发展，促进便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

　　但是，草案还有严重不足：没有全面承认应收账款担保物，仅规定“公路、电网等收费权”可以质押。用“收费权”替代“应收账款”概念，会产生两个问题：其一，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中应收账款作为担保物的合法性问题没有解决；其二， “收费权”主要集中在几个具有高度垄断性的行业，通常与广大的中小企业无缘，“收费权”质押不能起到便利中小企业融资的作用。

　　《物权法（草案）》的改进方向

　　《物权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要建立有效利用资源的规则，促进物尽其用，提高效率。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中国担保物权立法应当借鉴国际经验，按照有利于盘活和拓宽担保资源，有利于有效和充分利用金融资源的原则，进行制度设计。

　　《物权法（草案）》之所以存在三大功能方面系统性的欠缺，原因不在于立法技术，而在于妥协性。向制度惯性妥协，向部门利益妥协，向法律基础设施的暂时欠缺妥协，向落后妥协。《物权法（草案）》应当顺应实践需要和国际发展趋势，朝先进的方向积极进取，以不负公众之期望。就解决金融交易的“物权困境”而言，我对草案提出以下修改建议：

　　1、扩大担保物范围，让尽可能多的财产能够成为担保物，促进金融资源物尽其用。

　　2、建立应收账款担保制度，便利中小企业和农户扩大融资，并解决了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障碍。

　　3、建立便捷、高效的物权登记制度，尤其是担保物权登记系统，简化物权设立程序。不能因噎废食，以目前中国登记系统不完备为理由，限制动产担保物权制度的发展。

　　4、完善执行制度，便捷地执行担保物，避免担保物价值随时间而流失。

　　5、明确优先权规则，减小金融债权的风险。

　　我愿以上述看法，与当代金融家朋友们共同研讨，以便促进一个更加完善的《物权法》出台！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