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记难

　　许先生是一家化工厂的老板，为了向银行申请一笔３０万元的贷款，他需要先把准备抵押的房屋进行登记。原本以为是一个简单的抵押，但没想到，登记房屋除了当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还要到工商局办理手续，而且得向两个部门缴纳不少费用。

　　与另一种情况相比，这些麻烦还不算什么。“在我们的调查中，８３％的被调查机构认为，有些担保权益在任何地方都没法登记。”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法律处副处长梁冰说。

　　办不了登记，自然也拿不到贷款。对于那些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烦恼：由于登记机关相当分散，有时光是找到正确的登记机关就得一两天，创设一个抵押一般要一周左右，费用更是五花八门。“登记机构的职能本来是服务，但在国内已经成为某些行政管理机关的摇钱树。”央行研究局法律处处长刘萍说。而在加拿大、瑞典、英国等国家，有关创设抵押的税收、收费非常清楚，登记通常１－２天就行了。

　　担保贷款的复杂化，使得中小企业在取得贷款时困难重重，银行即使心有余亦力不足。“对ＧＤＰ贡献度为８０％的中小企业，却只占全国信贷资源的２０％，刚好倒置了。”央行研究局法律处张韶华博士说。

　　２００４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选择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济南、郑州、兰州等地的７０户金融机构、１５户担保机构以及２９户登记机构，以不动产和动产为担保进行信贷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于日前形成调研报告。

　　担保难

　　担保贷款是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主要方式。调查显示，在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中，担保贷款的比重占到了８２％，其中由物作担保的贷款和由第三方作担保的贷款平分秋色。

　　但是，银行维护担保权益的过程障碍太多，大大制约了它们向中小企业发放担保贷款的积极性。

　　由于《民法通则》没有设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有关优先权的规定分散在众多法律法规中，使得法定优先权与有担保债权的受偿顺序非常不明晰。不少企业在破产、改制过程中，就专门钻这些空子，套用国家政策竭力逃废银行债务。“一些人以能够逃废银行债务为能耐，不仅不感到羞耻，反而还到处夸耀。”一位城市商业银行行长谈及这个问题时，只能苦笑。

　　统一的优先受偿权制度的缺失，甚至体现在法与法之间的条款发生抵触。课题组成员宋小梅举了一个例子：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四川省某酒精厂破产，它同时拖欠了５８８５万元税款和农业银行绵竹支行４１１９万元贷款及汇票垫款。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应当优先于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偿付；而《担保法》规定，抵押人享有优先受偿权。两个法发生了冲突。无奈之下，受理此案的法院只能请求上级法院，至今尚无结果。

　　另一个让银行头疼的规定是，《担保法》要求债权人在违约发生之后，必须征得债务人同意才能对担保物进行清偿。但是，几乎大部分欠债者都不愿意配合，最终的结果是走司法程序。调查显示，７５％的金融债权追讨都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而在发达国家，违约事件通过法庭执行的很少，加拿大的这一比例不到１％。

　　非但如此，中国法院执行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执行时间平均长达７个月，执行期长达１年以上的超过５５％，半年到１年的为２６％。时间的拖延直接导致了担保物的严重缩水。

　　法院执行的另一个弊端是费用高。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担保物权的司法执行费用约占执行标的金额的５％，而在审理和执行阶段，还需另行支付诸如评估费、拍卖费、营业税、律师费、过户费、公告费等２０多种费税，合计约占担保物金额的１７％。“如果加上法庭费用，整个司法费用基本要占到银行诉讼金额的２２％以上，最高达到３５％。”宋小梅说。

　　新法则

　　纵观银行维权的诸多症结，首先归咎于立法的不完善。“虽然我们有《民法通则》、《担保法》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但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备的担保物权制度。”梁冰说。

　　她解释道，《担保法》存在三个弊端，一是以一个单性法的形式囊括所有担保种类，这在大陆法系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其次，《担保法》关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的规定比较简单，且有矛盾、含混等问题；该法没有完全概括担保物权的各种形式和内容，如优先权、浮动抵押等。

　　目前，《物权法》草案正在修改中，课题组发现，《物权法》关于物权登记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和不全面。而且，由于物权登记的程序问题技术性强且十分繁琐，不可能都在《物权法》中做出规定。

　　针对这个问题，梁冰建议，对财产的权属登记制定专门的《物权登记法》，分别建立统一的公示性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对登记程序、登记机关、登记的效力等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统一、便捷、低价、高效的公示性不动产和动产担保物权登记系统。课题组还认为，下一部应考虑单独制定《动产担保法》，将来考虑并入民法典担保物权部分

(责任编辑：桂衍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