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近年有了纵深的发展，也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据笔者观察，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四种倾向和“病灶”，值得深入思考。

　　理想主义倾向：站在理想的角度，照单开方，而不是根据农村的现实思考问题

　　把“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定位为“应该怎样”，却不分析现实的“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专家学者及政策制订者为中国“三农”问题开出的药方，总是道理上讲得通，在现实中却很难行通的重要原因。有人把这样的学者和政策制订者称为“廖耀湘将军”。都当了俘虏了，还不肯承认自己的战术理论不符合实际，还反过来怪别人的实践不符合自己的理论。这就是“廖耀湘将军”们为什么经常批评基层干部不去执行某些“好政策”的根本原因。

　　有些理想主义者，如果他认同某些价值观念，作为“理想”，就宁要别人的草，不要自己的苗；宁要“理想”中的草，不要现实中的苗。如同程序员编写电脑程序，要现实生活按照他编写的“理想程序”来运行，要求现行的生活程序退出，大喊“重新启动”！电脑可以重新启动，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实践可以重来？研究“三农”问题，一定要眼光向下，应根据农村的现实，而不是站在理想的角度，照单开方。

　　道德主义倾向：简单地以为农民利益请命的姿态而行，不实事求是地寻求矛盾的解决办法

　　有的学者常用道德把自己包装起来，似乎只要成了道德的化身，就真理在手，就可以口含“天宪”，无论说什么都是对的，就能够“赢者通吃”。不少学者甚至以农民的维权卫士自居，不实事求是地寻求矛盾的解决办法、改革的路径，而是暗示对抗，甚至在农民中进行道德宣传，这很可能会加剧农村的不和谐。为解决“三农”所进行的改革不能情绪化，而应积极、审慎、稳妥而行。道德意识并不等于、更不能代替科学态度，道德热情最容易自我放大，从而容易迷失科学思考和理性判断的方向。

　　历史经验主义倾向：忽视经济全球化大市场的时代背景，照套中外的历史经验

　　不顾经济全球化的大市场时代背景，照搬照套中外的历史经验。有观点迷恋于“三纲五常”的宗族社会，希望用“皇权不下县”的宗族自治来取代现代的乡村治理，由公民社会回归宗族社会；有的竟然希望回归“人民公社”，以其所谓“有用性”来证明科学性。

　　关于农村“民主”和“自治”的研究，中国落后的乡村，并不像有学者专家所说的那样，给点“民主”就能阳光灿烂，村民自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首先不在建立民主制度，而是要让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代理人能有一个合法的受保障的政治声音表达平台。民主不能仅仅是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同时必须要保护弱者，这样才能产生社会和谐。有些观点对西方的“民主”十分感兴趣，而对中国数亿农民的民主实践视而若无。事实上，中国的民主进程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数亿农民从鼓掌表决，到举手表决，再到投票表决，实现了一次次质的飞跃。农民对权力从顺从、到不合作、到谈判、再到抗拒、到了现在甚至敢于“民告官”，这是中国农村民主意识觉醒和民主进步的一个缩影。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随着民主实践的不断推进，民主肯定会逐渐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新闻典型主义倾向：不做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不严肃思考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而用走马观花式的调查新闻、实录一些典型个案，抓新闻“卖点”

　　不做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不严肃思考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用走马观花式的调查新闻形式实录一些典型个案，抓住一些新闻“卖点”，引用一些采访的资料，加上自己的推想，追求轰动效应，以此作为快速成名的一条捷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一些人以媒体报道、农村生活经验以及到村庄的几次考察调查和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资料为基础提出来的观点是否正确，而在于这些观点缺乏一种躬身实地深入调查的品质，更在于这些缺乏广泛科学论证的观点很容易被媒体“买进”再当作热点“卖出”，这反而不利于我们客观、冷静地思考并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当前中国学界对“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不少观点是在自言自语。以理论演绎理论，以数字推算数字，以逻辑推理逻辑，少有把精力投注到与实践层面的互动上。而理论研究怎么可能离开研究对象的参与和互动呢？杜润生先生认为，理论工作必须有明确的社会目的性，必须服从社会需要。社会实践需要最大的地方，就是科学问题提出最多的地方，就是科学问题得到社会支持最大的地方，因而也是科学发展最快的地方。

　　我们不需要大批文字工作者呼吁社会“应该怎样”，而是要一大批不计个人利益的“天真现实主义”者，以自己的扎实的成果来推动社会朝着“可能怎样”的方向发展。

　　真正的负责任者应该是既有主义，也有良心；既要批评某些不合理的社会丑恶现象，更要肩负起自己的那份公民责任。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必须首先自己负责，才能体会到责任感带来的改观。而非看到改观，再开始负责。胡丁（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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