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解决农民的问题，中国整个宏观经济才有解决之道。要解决农民问题那就要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那将是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不仅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也将使中国步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如果说土地改革是农民第一次解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第二次解放，那么，今天则当属农民的第三次解放——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让农民获得解放，在新中国历史上，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还是中国共产党每次取得重大胜利、缓解剧烈矛盾、巩固政权的关键性举措。

　　1946年在解放区开始、1949年在全国完成的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民的第一次解放，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让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使农民从旧的经济秩序中获得了解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奠定了今日农村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为此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次土地改革，被杜润生先生认为是“彻底推翻了乡村旧秩序，使中国借以完成20世纪的历史任务：”重组基层‘，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

　　当中国实行不切实际的人民公社制度，让很多农民饿肚子的时候，新中国的优越性受到怀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第二次解放。有人称这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它的深刻性比1949年那次解放也毫不逊色”。杜润生说，包产到户“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他做了这样的对比，“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约为3000亿公斤。……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就增加到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长68%，农民收入人均增长166%”。土地承包制度的推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为城市国企改革奠定了基础，巩固了执政党的地位。

　　眼下，三农问题已经又处于一个转折关头。农民多年收入增长递减，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受资源和内需不足的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越来越低，要使中国经济持续健康高速发展，不仅要解决资源问题，更要解决内需问题。在城市中国，相对于城市人群的消费，现有的产能所形成的产品层次已经过剩，城市已经很难推动消费增长。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主要是增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消费能力。

　　但是，现在的农民在土地上只能获得温饱的粮食，出外打工的薪水又少得可怜，为了孩子教育、自己的医疗和养老，只能勒紧裤带过日子，没有余钱消费城市生产的工业产品。捆在土地上或在城市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农民怎么会有消费能力？只有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才有解决之道。

　　根据我国的宪法，“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而现在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迁徙自由，从而使农民在城市里的劳动权利大打折扣；农民没有纳入社保，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丧失了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为何在农民这里丧失或打折扣呢？

　　就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我革命一样，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将是整个中国政府和所有城市公民的一次自我革命。长时间的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身份的不平等、发展机会的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使得城市中心主义的潜意识在很多城市人心中根深蒂固，不管是进城的农民还是在乡下的农民，在某一些城市的人看来，他们作为中国制度性的“贱民”阶层似乎理所当然。

　　但是，随着技术和通讯的发达，以前那种把农民捆绑在封闭农村的做法已经不可能了，农民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如果不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他们一旦遇到失业、疾病或年老的情况，就可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要解决三农问题只有减少农民，减少农民不是“农民离土不离乡”这种尴尬状态，而是只要拥有一份工作和固定住所，就可以成为一个地方的居民。在现有情况下，如果农民要彻底进入城市，那就要废除现有的户籍制度，对每一个农民实行社保，同时，要让他们获得现有土地的完全产权，从土地的出卖、出租中获得初始资本。

　　给农民国民待遇，要从打破现有的僵化城乡结构开始，让城乡人员流动起来，使城市和乡村有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过程，城市里的人不一定固化在城市里，乡村的人不一定固化在乡村，城乡的互动将产生新的经济刺激和活力，把中国经济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在新中国历史上，农民的每一次解放都带来了双重效应，既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使中国社会从不太稳定的格局进入更稳定的状态，从低水平的发展步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