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矿难因与果
矿工受教育程度低下，缺乏基本生活技能，他们来自农村，失业后没有丝毫社会保障。对他们来说，失业就意味着沦为彻底的赤贫。
撰稿／杨艳萍（记者）
让矿难彻底消失，刘春杉的愿望是美好的，可现实又总是那样粗砺和狰狞。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７日，黑龙江省龙煤集团七台河分公司东风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造成１６９名矿工死亡和２名矿工失踪。这是迄今为止年内发生的第三起死亡人数过百的特大矿难，排名第一的是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４日发生的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矿难，死亡２１４人；第三是２００５年８月７日广东兴宁大兴煤矿透水矿难，死亡１２３人，东风煤矿目前暂列第二。
这是一家年生产能力高达５０万吨、连续３年被黑龙江省评为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明星矿”的国有大矿。矿难发生后，亲临现场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询问该矿矿长马金生和姜姓总工：“你们知道《紧急通知》和《特别规定》吗？”二人一脸茫然。李毅中提高声调，再次问：“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两个文件？”二人低下了头。李毅中大怒：“你们连民营小煤窑主都不如！”
李毅中所言的《紧急通知》和《特别规定》，是指９月３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和８月２２日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两个政令的核心指向，均为针对近期煤矿企业暴露出来的安全问题，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整顿。２００５年以来，强化煤矿安全的政令频出。政府遏制矿难、治理煤矿安全隐患的决心和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是从治理的效果来看，矿难频发的问题并没有明显的改观。
站着干，死掉算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追逐暴利的煤炭领域已成为一大弊端，也是引发矿难的一个直接起因。国家安监总局安全生产专家、中国地质大学安全教研室主任赵胜云教授告诉记者。１９４９年之后的５０多年中，上届和本届政府对煤炭行业的安全问题最为关注，相关批示也是最多的。公开与不公开的文件加起来有几十万字。针对煤炭行业的立法、管理和技术规范都在日臻完善。
“应该说，政府该做的它已经都做到了。”为什么在公众看来矿难频发的问题并没有出现好转？从具体数字来看，目前的矿难发生次数已经呈下降趋势，只是由于媒体对行业安全问题的报道，不再像以往受到诸多限制，公众在感觉上就以为“矿难越来越多”。这是长期以来对矿难不报、瞒报留下的后遗症。
赵胜云对记者说，其实在上个世纪的后５０年时间里，中国曾经出现过４次矿难高峰，每个高峰期的平均死亡人数都要高于现在。１９９３年之前，国内几乎看不到关于安全事故的报道，所有的安全事故只是根据行业和官阶进行“内部传达”。数十年间只有两起重大安全事故被公之于世，其一是“渤海二号”事故，其二是“桂林空难”。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５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２号钻井船在迁往新井位的拖航中翻沉，造成７２人死亡和３７００多万元财产损失，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同志主动接受责任追究，被国务院给予记大过处分；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４日，一架由广州飞往桂林的南方航空公司波音７３７飞机撞山失事，机上的１３３名乘客和８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从统计数字来看，在前４个高峰期，煤炭行业的重大恶性事故和死亡人数都比现在更多。有时每百万吨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２０人！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中国最新公布的百万吨煤死亡率是２．９１２，其中乡镇煤矿为６．５５６，地方煤矿为２．０５４，国有重点煤矿为０．８４０。“开煤矿死人的风险总是存在，如果１０年内达到百万吨死１人，这还是可以接受的。”
赵胜云说，上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是中国矿难的第一个高峰。当时中国处于大跃进时期，“左倾”冒进思想蔓延到各个领域。经济的发展不是遵循市场规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崇尚的是革命的浪漫主意。
“那时候，各行各业风行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站着干，死掉算’，是‘革命加拼命’。”
第二个高峰是在“文革”之后开始恢复生产的７０年代初；第三个高峰是７０年代末中国开始了历史性的大变革，实行改革开放；第四个高峰是９０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赵胜云说，目前是否已进入第五个矿难高发期，学界和行业内部还没有明确的定论。
“根据我们的调查，几乎每一次大矿难都是人为的责任事故。事关煤矿矿主，也牵涉到不少地方官员。”赵胜云说，现在大多数煤炭企业管理水平落后，但是按照现有的技术水准，一些安全问题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比如瓦斯爆炸、煤和瓦斯突出、透水等，是可以通过事先预防措施到位来避免的，这些问题在事发前并不是无迹可寻，很多是可以检测到的。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由于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１年期间中国煤炭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和安全的投入大大缩减，有专家估计，国家重点煤矿的安全欠账已经高达５００亿人民币。
几年前煤炭行业的全面萎缩，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养出现停滞，不少高校取消了与煤炭相关的专业，原有的技术人才也逐渐流失。国家安监局局长李毅中曾经痛心地说：“煤矿再招不到大学生，将面临灭顶之灾。”
作为一个特殊的高危行业，一座煤矿的管理和运营，需要丰富的专业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知识。然而现在随处可见的是，一个偏远的山区煤矿，矿主是来自浙江的投资者，他过去从事的营生是制作皮鞋，对煤炭行业的了解可能仅仅限于“把煤从地底下挖出来就能一本万利”。对一座煤矿的运营规律和安全知识很可能一无所知。
现在大部分煤矿都配有专职安检人员，遗憾的是有些安检员连基本的安全常识都不具备。在已有的矿难中可以找到不少类似的案例，都是安检员疏忽或根本不懂生产安全常识而引发了灾难。一家煤矿在发生瓦斯爆炸前，报警器鸣响数遍，安监员竟然以为是设备出现了什么故障，一场悲剧就这样贻笑大方地发生了。
矿工之痛
矿主甚至监管人员缺乏煤炭企业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在一些偏远地区的中小煤矿相当普遍。山西和陕西的小矿主中不少是文盲或者半文盲。同一时期大量来自贫困山区的农民工加入采煤大军。由农民工为主力构成的矿工队伍，文化水平低，防范意识差，矿主为了最大限度追逐利益，又很少对其进行安全培训，甚至强迫无证工人上岗操作，导致工人操作失误引发矿难。
极度缺乏安全意识的矿工，对性命交关的安全防范也表现得相当漠然。为防止瓦斯爆炸，“井下不许吸烟”是一条最基本的规则，大多数煤矿还相应制定了惩罚措施，可是仅此一点矿工们就很难做到。负责督察的安检人员在井下还是常常看到不明来路的烟头。
今年上半年，根据国家安全生产条例，赵胜云曾到新疆阜康神龙煤矿进行安全评估，这是一口瓦斯浓度经常出现异常的矿井，煤矿配备了全套安全监控系统，但是评估一结束，为了继续超能力生产，系统很快就被矿方弃置不用。赵胜云离开这家煤矿没多久，一场新疆历史上最大的煤矿安全事故在这里爆发，由于发生瓦斯爆炸，８３名矿工遇难身亡。
在今天煤炭价格大涨的市场环境下，山西的国有大矿，操作面上的矿工平均年收入在１．７万－１．８万元左右，一些村镇小矿，矿工的年收入也接近１．５万。相对于在井下时刻面临的生命危险，这样的收入显然不成比例。可是从落后地区流向煤矿的农民工，依然多如过江之鲫。
据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失地农民超过２０００万人，如果加上因农村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土地的“黑户口”劳动力，则失地农民更多。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加速了农民隐性失业和显性实业的数量。根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测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随着关税削减和农产品进口的放开，将直接导致１１００万农民失业。
“那些从四川、贵州山区里跑出来挖煤的矿工，他们过去见过钱吗？他们知道钱是什么样吗？现在矿山的劳动力基本上供过于求，工作机会有限，很多矿工最担心的不是瓦斯爆炸，而是下岗后的衣食无着。”一位业内人士无奈地对记者说，矿工受教育程度低下，缺乏基本生活技能，他们来自农村，失业后没有丝毫社会保障。对他们来说，失业就意味着沦为彻底的赤贫。在生存面前，矿工没有更多的选择。
在国家安监局的网站上，记者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广东省一个矿工因为煤矿整顿赋闲在家。他有一儿一女，一个上初中一个读小学，父亲几年前患病去世，留下一笔债务，６０多岁的母亲因为长年劳累落下一身病痛，基本失去劳动能力。
他的妻子不堪生活压力，几年前借口出外打工却走上卖淫色骗的犯罪道路，现在监狱服刑。全家的生活重担就落在他一个人身上，靠他在煤矿挖煤和平时种地维持，而最令他难堪的是妻子的卖淫色骗犯罪，使他在村子里没法抬头做人。
初中的女儿学习不错，要不是靠亲朋的一点资助，肯定辍学了，不过读完初中女儿肯定得出去打工了，因为他根本就无能力负担。背负来自生活和社会的压力，他感觉生不如死，甚至想到过自杀，只是扔不下幼小的孩子和年迈的母亲。
有人跟他谈及煤矿安全的话题，他竟苦笑一声：“怎么我就遇不上矿难呢！”他说，如果他矿难而死，别说赔二十万，就是赔个十万八万，他的孩子就能继续上学，年迈多病的母亲就能上医院看看病。他说他不懂矿井的安全知识，也不想去学习它，他也不关心矿上安不安全，他只关心每天能挖多少煤。
处在利益驱使下几近疯狂的矿主面前，置身于金钱遮蔽下巨大的安全隐患之中，矿工的权益又由谁能给予保障？有人说，国内煤矿安全问题的实质，是矿工没有组建起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根据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相关规定，矿山企业工会应当依法维护职工生产安全的合法权益，组织职工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监督。事实上在今天的国有大型煤矿企业里，工会组织仅仅是一个行政部门，其负责人员、工作人员直接由企业管理层任命，只能对企业领导人负责，不可能对职工负责，当企业和工人产生利益冲突时，要它站在矿工立场实在勉为其难。国有大矿尚且如此，遑论私有小煤矿。
铤而走险的资本
一面是在煤炭暴利面前穷凶极恶的矿主，另一面是流动性大、文化素质低下甚至漠视生命的矿工群体，两者结合的煤矿，存在安全隐患就不难想见。
人们普遍认为小煤矿的无序开采，是造成今天矿难频发的罪魁祸首。由于过去小煤矿市场准入低，高峰期全国曾有３．８万口小煤井，经过整顿目前小煤井有２．３３万多座，总产量占全国煤产量的１／３，死亡人数却占到了２／３，相当比例的小煤矿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因此采取强硬手段关停小煤矿，成为近期煤炭职能部门的一项首要工作。
记者在山西大同采访时，恰逢当地关闭小煤矿进入关键阶段。一个当地煤矿企业的干部告诉记者，按照省政府布置的任务，大同一地就要关掉３０％的小煤矿，同样的任务指标，已经一层层下发到县、镇、村。假如一个县有１０口小煤井，县里组织有关人员根据已经设计好的评估标准给每口矿井进行打分，分数最低的３口井自然出局然后被关闭。
“这样硬性按比例关闭，放在全省来看，对不少矿主实在有失公允。我这个县评估下来排在最后的煤井，放到另一个县可能就是最好的，关键是看你所在的县矿井多还是少，矿井越多，你存活的几率就高。现在最让小矿主们头疼的是如何能把名次向前排。”
在这位业内人士看来，山西关闭小煤井，首当其冲的就是温州人。“温州人来开煤井，赔得多，挣得少。他们资金多，脑子活，可是缺少煤炭行业的专业知识和人脉关系。想开矿，先得把各种社会关系摆摆平，有钱好办事，这在全国都一样，可是这样一来成本就上去了。再说买煤井，外地人拿到手的多是地质条件差、煤质差、开采难度大的矿。现在煤价这么高，好的谁会卖给他？地方政策一调整，年产９万吨以下的都要关闭，关他们的机会就比关别人高，到底他们还是外乡人。这一轮清理整顿下来，炒煤的温州人就算没有全军覆没，也给灭了个七七八八。”
小煤井事故频发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样大面积硬性关闭是否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矿难问题？这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也未必见得。当地人把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叫做“一人得病全家吃药”。往往是临汾一个煤矿出事故，大同、吕梁都要跟着长时间停产整顿。
“这种一刀切的方式，说轻了是有关部门执政能力太弱，说重了就是一些领导为保乌纱不惜矫枉过正。不少被关煤矿是经过评估拿到安全许可证的，现在上面说关就关，那么，究竟你给做的评估是假的，还是给发的证是假的？”
一位业内人士说，“投资是要讲回报的，你可以到下面地、县煤矿打听一下，一年中要接到多少张停产通知，有的地方一年能连续生产６个月的煤矿都很少见。现在煤炭形势这么好，不让采必然造成偷采，偷采必然造成滥采，滥采必然造成事故的频发。最终造成群众对抗，政府妥协，到头来，煤矿照开，事故依旧，形成恶性循环。每次整顿，用官场的话说都成了走过场，一阵风过后一切又死灰复燃。”
煤矿停产，销售收入锐减，而矿井的日常维护如通风、排水等却不能停，这样势必加大吨煤成本，造成煤炭企业利润的损失。同时，由于煤矿大都按吨煤支付采煤工人的工资，停产整顿必然威胁工人的切身利益，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
广东全省煤矿停产整顿以后，不仅导致数以万计的煤矿工人失业，还使不少煤矿投资者血本无归。最近，广东因煤矿停产整顿，引发多起集体上访事件。
停产还使煤炭企业在购销合同中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当前，我国北方进入冬季采暖期，全社会对煤炭的需求随之进入高峰期。业内人士估计，全国７０００余家煤矿此时同时停产整顿，以每个煤矿平均月产５０００吨计，停产将使煤炭月产量减少３５００万吨，约占我国煤炭月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如此大面积停产整顿势必加剧煤炭供需矛盾，最终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
这位人士对记者说，治理煤矿的无序开采，符合国家的能源战略，对抑止矿难频发也有积极的效果。作为国家战略，它考虑得更为宏观，更为长远，但是具体到企业，就关系到千家万户甚至某一个人的生存问题。在政策的设计和执行过程中，能否更合理更科学，不能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引发一连串的社会矛盾。况且经过这两年的治理整顿，小煤矿已经减少了３／４可是矿难的发生率又降低了多少呢？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日前表示，近期矿难呈现两大明显特征，第一是处在全国性能源紧缺和煤炭价格快速上涨的大背景下；第二是矿难发生的主体由原来的乡镇小煤矿转变为国有大煤矿。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以来，河南的大平煤矿、陕西的铜川、辽宁的阜新、黑龙江七台河等，开始涉及到百万吨级的国有大煤矿。李毅中深为忧虑地说，“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说明事故在发展，在蔓延。” (责任编辑：胡立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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